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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方志工作随想之八:令人抓狂的篇幅问题  

2018-01-22 15:21:18|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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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工作随想之八:令人抓狂的篇幅问题

 

区志续编工作开始不久,就听见某主纂经常唠叨“篇幅太长,今后如何是好”!“志稿篇幅早已超过中指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规定的标准,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时如何处理这些的篇幅”!志稿还没有看完,最后各位编辑工作下来能有多少字数的稿件交到你手里还是一个未知的数字,看到其他兄弟单位出版的志书篇幅大了一点,就如此没完没了地叫嚷,确实令人非常烦心。初干这行的我,便想查一查,这中指组的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工作中为什么大家都在超过规定的字数标准?

仓修良先生的《方志学通论》里有了一些答案,节录如下:

“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曾拟订过一个参考数字标准,其中县志一般应控制在50万左右。可是,到上一轮修志结束,大多数县志的字数均已超过百万,而新一轮志书编修,其分量都早已超过上一轮。”(仓书P609)仓先生还引用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其奎的话表明上海的情况,“就上海地区已出版的第二轮志书而言,区县志都在200万字上下,多的达到230万字。二轮修志,上限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下限止于2003年前后,志稿跨度大致十年左右”。(同上)

仓修良先生援引胡乔木论方志的言论,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第三点,就是地方志的分量。我想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当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都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精练,要惜墨如金。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既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 (《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仓书P609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仓先生上引胡乔木论方志的言论有所回答,仓先生自己则对方志界所谓“政治化”的倾向作了批评,方志内容表述中,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充斥,志书的篇幅怎么会不膨胀呢!仓先生还引用刘其奎先生在《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二期文章中的实例批评了这种现象,下面我们会有适当引文证明。刘其奎先生对原因的分析比较具体,他说:“关于志书水分多的问题,有多种因素,最主要的是资料选录不精,真正有存史价值的资料缺少,无存史价值的资料大量辑入;再就记述背景过长,重复交叉内容过多,篇目层次过大过细,记述事类工作过程过繁,行文中有的细节描述过多,引述法规和领导人的讲话太长,议论评述语言较多,会议内容空泛等”……

归纳起来是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1.文字表述问题,不能做到“惜墨如金”。

2.突出政治为现实服务的片面认识,误把方志变成宣传品。

3.编纂技能问题,如交叉重复篇目层次设置欠妥。

4.选材的不精问题,即大量采用无存史价值的材料。

 

写到这儿,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篇幅问题实质上是对志书体裁的认识和实践问题,尤其是对基层的同志和初次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更是如此。基层工作的同志,文笔好的人,可能会过分追求辞藻而害意;写惯工作总结的人习惯归纳的方法,注重理论的提高;经常写论文的人对概念的定义、观点的阐述和认证可能会特别注重。这些都不是志书体裁所要求的,所以导致篇幅不适当的增加。刘其奎先生说:

“必须坚持记述体,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志稿的行文不能写成总结报告、新闻简报、学术论著、文艺小说、抒情散文、历史著作;文字表述不能使用导语、断语、说明解释语;切忌用大话、套话、空话、假话;不能作逻辑性的推理、判断、演绎;某些观点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展开议论和评述。”

他还举了一些具体例子,如: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某某行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属于导语、套话)

“某某工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工业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和重要原材料生产产业。”(这属于说明、解释语)

“某某工业的开创,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振兴工业的创业精神和实业家的风貌。”(这属于断语)

“革命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属于判断语)

1990年党中央提出了‘上海浦东将作为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作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的重大国策,对上海某某行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走上第二次创业的道路。”(这属于大话、套话、空话)

“会议要求全区党组织,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克服困难,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这属于大话、套话、空话)

“再有的志书记述某一行业的发展,制定某项措施,前面加上在某某领导下,从党中央、国务院、某某部委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再到某专业局、某单位党政领导,加了七个层次才讲到本行业的具体工作。这些语言文字志书统统不记,讲背景点到为止。”

这些例子很典型很常见,初学的同志可以从中得到感悟。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懂得了道理,操作时仍然会错。就像做数学题,理解了公式的推理,仍然不一定会做习题一样,需要反复操练到习惯成自然。这样才会做到胡乔木先生要求的那样文字上“惜墨如金”,宣传品味道逐渐抛弃,篇幅精简的要求也会达到。我想,我应该对稿件反复琢磨,发现有未曾识别出来的多余文字,坚决把它删除,尽力减去不必要的冗余篇幅。

交叉重复篇目层次设置欠妥等属于高一层次的编纂技能问题,那是主编、主纂的责任,如何处置体现的是他们的意图和水准,这里不作讨论。

 

第二个体会是需要讨论的。那就是目前志书篇幅普遍超过中指组原先拟定的标准,有没有客观的必然性?

志书的篇幅主要由记述对象的复杂程度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管理体制变化了,基层政权管理事物的范围、种类和规模都远远超于过去的县政权;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区域地情的广泛、复杂与丰富也与过去的历史时期无法比较。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区,远非是一个独立建制的县,而是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能用50万字的篇幅来限制它么?特别是上海,从1995年以后,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责任空前扩大,经济和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独立性加强,地情的各方面内容不断丰富,变化日益明显。过去许多内容变化的根源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决策,由此形成地方变化的共同性很多,因此只需上级志书统一记载即可。而现在很多决策权限下放,地方情况的特殊变化显著增加。这样,志书的篇幅不增加可能吗?我想这应该是志书篇幅显著增多的主要原因。所以,仓修良先生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用数字来控制县志的编修并不是个好办法。要修一部内容丰富的好志书,没有一定的字数保证确实是困难的。因为现在志书要记载的内容确实很多,这是社会发展后整个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实际所决定的。如今的社会内容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多上几倍几十倍,没有百万字数确实难以容纳。”(仓书P571

另一方面,如何认识“资料选录不精,真正有存史价值的资料缺少,无存史价值的资料大量辑入”这一论断?仓先生和刘先生都认为这是导致志书篇幅过长的主因,理论上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但是,何谓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何谓无存史价值的资料?今天有存史价值的史料,明天是否一定还有存史价值?今天没有存史价值的史料,明天是否仍然没有存史价值?这很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随时间地点条件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非一篇简短的随笔所能明辨。但是,这种认识的困难从另一个角度促成了志书篇幅的增加。从方志的资料文献性质来看,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保存现有的资料,而不应过分强调志书篇幅的精简。凡内容完整、准确、具体的地情资料都应该保存,无论他在现时有无重大意义;在现时有重大意义,但还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事物,虽内容不够完整、资料不够全面、结论还不能或不便作出,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记录。这就需要篇幅上的松绑。笔者实践中遇到的分歧是,有的人认为地方志是政府编修,就是应该主要记录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东西要少之又少,什么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最好全部去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中共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的活动和变迁,难道不是地情的一个突出方面?能够不给必要的篇幅予以记载吗?

综上所述,志书的篇幅增大,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这是我的看法,对否?但请求教于方家。

 

201758稿

 

 

重要补充:

    颜越虎《陈桥驿方志学说与修志实践研究》一文节录:

    关于方志的资料性。陈先生一再强调“地方志是一种资料书”。……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同,他明确指出:“由于我自己长期以来阅读方志就是为了资料,所以并不回避我把资料作为方志核心的看法;”这既是陈先生对于地方志的主要观点,也是他作为一位方志“大用户”的切身体会——“我所有求于方志者无非资料”。他指出:“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方志界强调志书的“资治、教化、存史”功用,但陈先生认为“要收到这六个字的效果,首先也是提供资料”。

    因此,他觉得《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对市县志、省志字数的限制是与方志作为资料书这一主要特征相违背的。陈先生通过对新编《慈溪县志》与日本《广岛新史》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尽管在我国的新修志书中,《慈溪县志》是属于优秀的一种(笔者按:《慈溪县志》曾于1993年获全国首届地方志奖一等奖),但从资料的角度来说,与日本的方志相比,未免相当落后。”另外,陈先生又从多达550万字的民国《鄞县通志》受到国外汉学家高度重视的事例,证明方志资料性的重要。他指出:“施坚雅(笔者按:美国著名汉学家)认为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宁绍研究室,除了这个地区在中国特别重要外,十分有利的条件是这里的雄厚的资料基础,而其中特别令人鼓舞的是民国《鄞县通志》,”“这样的方志才能使研究者左右逢源,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教授的论文和专著,“都利用了《鄞县通志》的大量资料”,“只要看看文后注释中频频引用的《鄞县通志》,这部志书的价值就令人肃然起敬了”。所以,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新方志“最重要的意见是希望我们的新志能够尽可能的扩大规模,增加资料”。正是基于包括陈先生自己在内的中外学者一致看法——资料性是方志的第一要素。所以,他屡屡撰文呼吁重视方志的这一特性,而在陈先生手把手指导下编修的《绍兴市志》和《绍兴县志》,均以丰富的资料见长,这两部新志受到广泛的好评,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陈先生“方志是资料书”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同。(2017年7月9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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