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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genzhu200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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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工作随想之十二:方志学术性问题研究的综述  

2018-01-22 15:01:39|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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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工作随想之十二:方志学术性问题研究的综述

 

       2013年后,单位里听到提高方志的学术品位的话题。这个问题应该说学术性很强,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在资料阅读过程中,又感到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业已明晰,很难提出更新更完善的观点。于是写出如下综述性文字,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也可供关心此问题的同行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提出地方志的学术性和学术品位问题?2002年,肖先治(贵州社科院)具体指出社会上对方志及方志学术性问题存在片面的看法。有的认为方志是资料书、工具书,学术性不强,而且是“众手成志”,其中学者很少;有的认为方志修订方法简单,不过就是收集资料,归纳整理,删繁就简,文字润色,没有多少学术性;即便有些学术性,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相比,算不上是一门独立学科;有的认为方志编纂以资料见长,工具书属性居多,在目录学、编纂学方面有独到之处,但是研究难度不大,并无高深的理论。为此,方志界要加强宣传,提高社会对方志工作和方志编纂的认识,自身也要在加强方志的学术性方面做出努力。2004年,王晓华《论地方志的学术性问题》一文也指出,方志学术性一直受到质疑。原因主要有:一是方志学的学科建设正在进行中,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是方志是资料性著述,既不广征博引,也不是一家之言。其实这是对方志的一种误解。

       2004年《中国地方志》刊胡巧利的文章说,问题的提出是与方志界对方志性质的认识变化而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中期,新方志修纂过程中方志是资料性著述的观点为多数人所接受。到90年代中期,修志界对资料性著述的认识感到不满,要求突破资料性著述的观点,提出加强方志学术性的要求。第三次全国方志工作会议以后,有同志提出“方志的属性是学术性综合性社会科学著述”,更有同志提出,要把方志修成学术著作。具体原因有:1、第一轮修志成果出现不少缺点问题,受到学术界部分专家激烈的批评。方志界部分同志反思,认为问题出在学术性重视不足这个问题上。2、为了提高方志界的社会地位。虽然修志界明白修志不易,其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但更体会到修志工作不易引起人们重视。修志是政府工作,但方志部门的行政权威几乎是零,方志工作始终处于附属的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志转而向学术界寻找方志的地位。但由于方志是资料性著述,其学术性不能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比较,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因而产生提高方志学术性的要求。3、为了完善方志学科体系。在第一轮修志的基础上,方志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何理解方志的性质、定位,如何提高方志的整体性、科学性和社会价值,修出精品良志,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研究提高。于是,有同志提出突破资料性的束缚,加强方志的学术性研究。

       二、方志学术性的具体含义和表现

       最早看到一位同事的文章,提纲是:一、提高城市区志学术品位的必要性,二、如何提高城市区志的学术品位,(一)提高城市区志学术品位的客观要求是编纂精品良志,(二)提高城市区志学术品位的主观要求是人员保障,(三)提高城市区志学术品位的有效方法是讲求科学性,三、结论。文章固然有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但总觉得比较多的内容属于流于一般化,紧扣学术性这个中心环节不够。如果把文章论述的主题改为提高志书编纂质量的几点认识,则原提纲内容完全可以适用。还有一个问题是文章把精品良志与学术性(学术品位)完全等同了。随着阅读的增多,觉得方志界许多同仁都是抓住学术性的含义来论述方志的学术性问题的。

        首先,什么是学术和方志的学术性?

        韩章训2003年在《广西地方志》发文指出:所谓学术就是某门学科的专门、系统的学问。新编《辞海》对于学术的定义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专门性是指此门学科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专有的科学知识。系统性是指此门学科所具有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内在逻辑关联性。学术性就是学科的专门、系统的学问的具体表现。因此,方志学术,就是指专门系统的方志科学,方志的学术性就是方志科学在方志中的具体表现。在列举了学界对方志学术性的不同认识以后,韩章训具体提出他的看法。所谓方志的学术性,就是指体现在方志著述中合乎规律的创造性。具体表现在创造性和科学性两个方面,并举例作了说明。

        2005年梁滨久援引孙国刚、乔治忠的《中国学术史》说:“学术乃是人们针对各种专门问题,以追求认识的正确性与深刻性为目标的研讨过程及其成果,它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对事物的形式、内容、性质、意义、发展趋向以及事物间的深层内在联系等问题进行思辨并作出解答,有着摆脱利益制约的趋势和不苟同于众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在社会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而逐步扩大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学术的根本精神是摈弃盲从、迷信和狭隘短视的趋利欲念,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因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粹部分。”学术的灵魂是创新,学术的特征是超越狭隘的功利观念,学术的境界是自由和独立。

       2011年,梁滨久在《内蒙古史志》第三期刊文指出:《说文解字》说,“学”从教,古学、教为一字。《国语·晋语九》云:“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韦昭注:“学,教也。”学为学习,引申为讲学、学识、学问、学说、学科等。“术”,《说文解字》释曰:“邑中道也,从行术声。”段玉裁注:“邑,国也,引申为技术。”术为道路,为人所由的道路,人由道路而达到一定的目标,引申为技术、技艺、办法、方法等。合起来在传统意义上,学术指学说和方法。民国梁启超给“学术”也下过定义:“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物,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病,则医术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这与传统意义上对学术的理解是相通的。所以,《现代汉语词典》释“学术”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辞海》释“学术”为“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两者的释义是相同的,涵盖所有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包含系统、专门的学科知识与方法的双层含义。

       明确了学术的概念含义,对什么是志书的学术性也就好理解了。梁滨久先生认为志书的学术性就是志书能够达到学术要求的属性。志书学术性表现的方面,可以围绕“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来阐述。

       其一,有系统。这是对志书学术性提出的整体性要求。志书的学术性可以从某一方面表现出来,比如志书在事实记述清楚的基础上恰当地论断可以体现学术性,但不能没有全面、系统的整体性的要求。全志的学术性包括观点的正确、结构的合理、体裁的完备、资料的全面系统翔实准确、记述的得体以及图表的安排是否合理等,最后要达到如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所说“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说学术性就是科学性也未尝不可。当然,除学术性和科学性的重叠要求之外,学术性还有其独特的要求,比如超越于实用性的“学术独立”的精神等。

       其二,较专门。这是对志书学术性的个性化要求。专门性,是指为这门学科所独具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手段、方法和特有的学科知识。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学术性的独特内涵,当然也有与其他学科共同的学术性要求,所以,学科的学术性只是比较而言。我们不能拿别的学科的学术性来要求志书,比如不能拿其他学科理论论著的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周密来要求志书;也不能拿史书的体现历史发展规律性来要求志书。志书应寻求表现学术性的独特方法和手段,志书的学术性主要是通过资料的选择、剪裁、编排和记述表现出来的,以资料的著述质量作为衡量标准。

       其三,是学问。这是对志书学术性提出的创新性要求。志书的每个门类的记述,都须有严谨的学风,要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使用该学科的术语,吸纳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能违背该学科的学说、知识和方法。这应是起码的要求。进一步则是要按照学术创新的要求,在思想观点、体例篇目、内容资料、特色表达、编写方法、文体文风等方面,有所创造,为方志理论研究提供新经验、新观点、新方法。志书不能像理论论著那样围绕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但在创新方面其精神是相通的。比如续志篇目如果是照抄别的地方或前志的,这不是学术;有一件史实,是档案中记载的,别的材料也如是说,我把它记在志书里,这也不是学术,而是文字工作。而一件事情,我怀疑其在档案中和其他中的记载是错误的,经过调查研究、查证核实,把它纠正过来并记入志书,这就是学术了。再比如,一件史实,有不同的说法,我经过一番考证,确认了其中的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并记入志书,这也是学术。有些事情,虽然已在档案里或其他材料里都有记载,并且也都是准确的,但出于零散状态,我把它科学地组合在志书里,体现出新的编排思路,寄寓着一种新观点,这也属于学术工作。独到的编纂思想,体现时代与地方特点,采用新的的体例结构或篇目设置方法,运用新的体裁或编写方法,合理地表达出类目之间的联系等等,也都能体现学术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015年,浙江社科院李迎春在《广西地方志》发文同样提出,《辞海》对于学术的定义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民国梁启超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例如……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而学术性,则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对较为专门的问题,进行有系统的分析研究。当然,各学科学术性均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

        其次,方志学术性的具体内涵和表现。

        以上引文可见,方志界对学术和学术性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而梁滨久的论述也已经涉及到了具体阐述方志学术的内涵与外延了。很多文章在这方面具有基本相同的观点,略摘录如下:

        2002年,贵州省社科院肖先治的文章《论地方志的学术性和社会价值》指出,方志的学术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方志所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提供了较系统全面地省情资料,2、方志有其独特的性质和特点,性质是资料性的著述,特点有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5个主要方面以及思想性、时代性、实用性、系统性等。3、方志体例的创新表明其与时俱进的学术性。4、方志编纂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即详细占有资料,引出科学的结论。5、新方志更加注重编纂方法的科学性。

       2003年,韩章训的文章,对学术创造性的内涵归纳为四点:创立新说,发前人之未发,如浙江开化县志对开化名称来源的阐发;在否定旧说中建立新说,如新编武清县志的武清县名考;补充前说,如杭州市志对钱塘江的叙述;发展前说,如《东阳市志》对“地杰人灵”的纠正和发展。学术创造性的外延是求真、求善、求美。求真即是科学性,合乎规律,如指导思想正确和资料翔实扎实可靠;求善即是指合乎目的性,亦即倾向性,如内容是否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求美则是以上两者的结合,包括讲究编纂方法,布局规范合理文字简洁明了等。

       2004年,胡巧利《志书资料性和学术性问题辨正》一文指出:志书作为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其学术性表现也是特殊的。志书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资料性之中,表现为对资料的取舍、考证、编排,对资料的分析、归纳和提炼。

同年,王晓华的《论地方志的学术性问题》提出:1、志书的科学性和著述性是方志学术性的具体体现。2、志书的资料性是方志学术价值的基石。3、志书的权威性为进行学术性提供了必要条件。4、志书的实用性和实践性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2007年,上海的沈永清先生的《关于提高新方志学术品位的思考》一文,提出地方志的学术价值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指在志书编纂实践活动中能够为方志学科研究提供的新编纂成果,为方志学的构架提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志书能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翔实、系统、科学的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能补充、纠正已有历史定论的资料。

       2015年,李迎春《地方志学术性与实用性关系探究》的第一部分阐述了方志学术性的具体表现。他认为从春秋以来地方志的萌芽到到清代鼎盛,从民国时期的创新发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修志事业的繁荣昌盛。这一过程正好记录了地方志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体例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演变过程,将地方志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来进行研究的专家学者也不断地涌现,极大地增强了地方志的学术性。地方志作为总量约占全部古籍十分之一的一门系统专门学问,呈现出创新性、专门化与可交流性等特征,体现出学术性。但它的确又与学术期刊、学术专著等有着不同,“地方志的学术性,是指地方志著述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于学科学术专著而又能体现其学术价值的那些特征——指导思想和观点的正确性、体例的完备性、结构的严谨性、内容的完整性、资料的翔实性和文字图表的合乎规范性”(引梁滨久语)等。

       李迎春认为地方志学术性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需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学术之论即从其记述的资料之中而产生。它应是一要论述事实,彰明因果,二要分析综合,总结得失,三要排比材料,揭示规律。因此,一部志书的卷、章、节、目如何安排,类如何分,事如何归,都要体现一定的学术性,同样是在“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因事立目”原则指导下修志,一些志书可能就是材料的堆砌,现象的罗列,内容零碎,层次很低,无学术价值可言;另一些志书则可以彰显事物因果,揭示事物本质,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学术价值自然就体现出来了。

       李迎春强调地方志学术性表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志书是否准确地记录了资料。这里说的是“准确”而非“正确”,因为“准确”这个词是客观的,而是否“正确”,则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在不同时候有不同见解,难以真正判断正确与否。地方志的学术性在于资料性和真实性,这就表现为,一方面,地方志需要真实的记录资料,“一部志书的学术性如何,首先要看资料是否翔实、准确、全面、系统,是否违背现代科学的基本常识,是否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方面的基础资料,等等。

        三、方志学术性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各位论者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梁滨久先生在内蒙古史志2011年第三期刊文综述各方研究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地方志的学术性是成为“中国式地方史”,陈野女士认为,地方志的学术化是向地方史发展,其工作有五:一是从思想认识上树立地方志即中国式地方史的观念;二是从加强方志的学术性来考虑机构、人员问题;三是跳出志界现有模式的局限,进入史学范围来对体例作多方面的变革和尝试;四是提高入志资料的质量,对入志资料作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探讨;五是综合运用资料(包括入志资料和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将地方志工作引向地方史研究。(陈野:《论新志书的学术方向》,《浙江方志》1991年第6期)

        一种观点认为,地方志书的学术性就是科学性。陈桥驿先生阐述什么是地方志的学术性,方志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关系,以及如何增强方志学术性等,他认为地方志的学术性“用最简单的意思表达,就是科学性”。他指出:地方志书增强学术性的几个方面是总体设计要和谐,门类安排要得当,内容记述要翔实准确,地图绘制要科学,照片选择要严格,二者与志书的文字部分要密切配合。

        一种观点认为,加强志书的学术性,就是要加强述中之论。饶展雄先生说:“方志以记述资料为主,但在叙述中可作简短而精辟的论,而不是泛论、长篇大论,也不是传统方志中的那种有专门一段的议论。”而志书记述时进行的简而精的议论,体现其学术性。

        一种观点认为,学术性的体现形式并非只有“论”,志书的学术性寓于资料性之中,志书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料的取舍、考证、编排和对资料的分析、归纳、提炼上。胡巧利先生认为,“志书是一种著述,并不是原始资料的简单汇编,而是经过了编纂者对原始资料的取舍、加工、整理、归纳和提炼,其中融会了编纂者的观点和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学术性或著述性是志书所固有的属性”。

        必须补充的是,还有同志认为学术性就是方志的著述性。黑龙江方志办柳成栋的《论方志的著述性》(2012年)是主张方志的学术性就是著述性的。他认为方志的著述性已成为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的重要标准,成为衡量志书体现学术性如何的重要尺度。地方志的学术性,与著述性相辅相成,并通过著述性来体现的。通过对一地各业百科的历史与现状的记述表现,即通过对史实的记述来体现其学术性。地方志的学术性,主要负载于地方志书,体现志书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衡量地方志的学术性,主要围绕资料的表现来进行,看其以什么样的观点统率资料,以什么样的体例形式来组织资料,以什么样的语言文风和图表照片来表达资料。柳成栋也同意地方志的学术性是体现于地方志著述中的合乎规律的创造性。

        还有同志认为,方志的学术性就是方志记录具体的学术成果,或者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具体的新资料新启示。记得仓修良先生的方志学通论就对有些志书详细记录地方学术文化史的内容加以称赞。专家学者对于各学科的学术性成果的记录自然是非常赞赏的。“我们说一部志书的学术性强, 就是因为它的某些篇章载有前所未有的资料, 在一定的学科一定的领域中具有创见性,增添了新内容。” (周永光《对本届修志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地方志》1998 年第4 期) 沈永清主张记好学术领域、反映学术水平,也认为记述学术成果就是方志学术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广州市方志办曾新(2014)的文章提出,方志的学术性除了从学术性的概念内涵角度阐发,从方志纂实践角度总结,还应该从涉及相关学科记述的内容去实证。文章以地理学科为例,分析证明了方志学术性的存在。

        从各家观点表述来看,两个问题争论比较明显,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个是述而不作的原则是否应该突破,一个是方志的著述性是否完全等同于方志的学术性?当然,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

         饶展雄的观点最为典型,他的《关于方志之论与学术性问题》(2005年)举例说明传统方志并不存在述而不论的原则, 而是有述有论或可论可不论。又以《广州市志》为例说明新方志应以述为主, 述中有论。志书的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非相互对立, 而是统一于以述为主的述论结合之中。方志的志书以述(资料) 为主, 就是体现其以资料为主的属性;述(资料) 时进行简而精的议论,以体现其学术性。这是一条与时俱进的光明大道,事实已经证明, 方志完全可以做到述中有论, 从而大大地提高地方志的学术地位。韩章训、柳成栋、沈永清的观点与之近似,都倾向于突破述而不作的观点。

        例如柳成栋主张变志书的“述而不作”为“述而有作”。志书有作有论,主要是指在各种“述”体中一定要有“作”。这种“作”,不是空论、泛论,而是要在事实的基础上揭示事物发展的大势大略、兴衰起伏,彰明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另外,各分志前的无题小序中也可以“作”。这种“作”,或是对于大势的简论,或是对于某些规律、特点的结论。如《淮阴市志·人物》小序:“淮阴市旧处黄、淮、运交汇处,控扼交通襟喉,每承平之世,四方辐辏,有人文荟萃之誉;战乱之时,干戈云集,多武功显赫之材。这是本卷所载人物的重要特点。”人物传中也应该有论。人物传中的论,应以史带论,论由史出,切忌空论。“史略”中、“绪论”中则不受此限。“绪论”还可以用策论的写法,这种写法虽然最难,然而,写得好也最易出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志的学术化就是向地方史发展问题。本节前引梁滨九的综述第一点即已提及。严格说那段说的是陈野对加强地方志学术性的对策。而地方志的学术性是什么,她并没有论述。查阅陈野的文章,知道她是主张地方志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在民国以前地方志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地方史和专门史,现今地方史应该走向史志合一的道路。地方史与地方志究竟是什么关系,就是另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了。

        四、提高方志学术性的方法

        韩章训以史为据,提出自己看法:修志讲究学术性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尤其是从宋代以来, 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志书体式的定型, 人们修志和评志都很注意学术性问题。清人章学诚认为“天下之学术”无非包括“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两方面。“高明者多独断之学, 沉潜者尚考索之功, 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学派所着重强调的就是“考索之功”, 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学派所着重强调的就是“独断之学”。章学诚主张修志时要:“每事必思其所以然, 而求其是尔。”(《方志辨体》) 民国学者王葆心总结清代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事序》的修志主张说: “亭林之意: 一、必其人有学识; 二、必收天下书志略备; 三、必身历其地, 而覆按得实; 四、必需以岁月; 五、文字不尚晦涩。”(转引自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 这些话就是从学术性角度来立论的。被誉为一代名志的《新安志》、临安三志、《剡录》等均以讲究学术见长。《四库全书总目》评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曰: “叙述简括, 引据亦极典核。”“其物产一门, 乃愿专门之学, 征引尤为赅备, 其所志贡物, 如乾蓣、药腊、牙茶、细布之类, 皆史所未载。”民国梁启超称誉余绍宋所纂《龙游县志》曰:“越园(指余绍宋) 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为所铸造焉。”(《龙游县志·序》)上引这些话都是从方志学术性角度来立论的。

        新一轮修志应该进一步提高学术品位, 应该特别注意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其一, 必须坚持不断创新, 把修志真正当作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为把志书编纂成经世致用的资料性著述, 我们务必要解决好这样5个问题, 即一要把资料性著述作为编纂目标; 二要组建一支专家型修志队伍; 三要形成明确而系统的编纂思想; 四要把“著述结合, 以著为主”作为写作总术; 五要把“述而有作”作为基本笔法。其二, 必须做到观点与材料相统一。如果观点不正确, 材料不真实, 即使在形式上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但在实际上仍然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所谓观点与材料相统一, 就是要求观点和材料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即观点必须能统帅材料, 材料必须能成为观点的依据。如果材料没有观点予以统帅, 那么这种材料就不能给人以思想启迪。如果志文只有材料而没有观点, 那它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里强调志文必须做到观点与材料相统一是从总体而言的。它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具体事物、每一节、每一目、每一部分的记述都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而是要求在一个门类中必须反映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因果关系。其三,必须始终保持严谨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

        2003年年,梁滨久《方志增强学术性的办法》举了很多实例。他说,如何增强地方志的学术性?首要的是方志工作者要有如胡乔木同志所说“做学问”的精神和态度:广泛搜集资料,对资料进行认真地整理和精细的考核,慎重地选取入志资料,制订严谨、科学的志书篇目,精心撰写每个篇章节目,以再创作的态度搞好志稿的合成总纂,在出版校对环节上不放过任何一点疏漏,等等。这是保证方志学术性的基础工作和前提。再就是在志书的编写中采取一些增强学术性的办法。例如:可以直接记述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充分吸取学术界对地情研究的成果,编者参与学术研究并将成果入志,采用学术论著的分析性写法,适当加以点评。增强地方志的学术性,还有一些办法,如在“概述”和篇章的无题引言中指明地方和事物的特点、因果关系和发展规律,以及策议方略等。但作为整部志书体现学术性,更主要的是对所有资料,哪怕是一个数字,一个名称,都要认真考核,精心编撰,并使志书的整体达到科学性的要求,成为严谨的资料性著作。由于地方志书是编著,而不是专著,对其学术性的要求也要实事求是,不可过份要求每一个篇章节目、每一个史实的记载都体现学术性,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但要求多一些学术性的“亮点”,还是可以做到的。

        沈永清先生的《关于提高新方志学术品位的思考》(2007)一文,提出具体措施:提高学术品位的主体是志书的编纂者,因此必须聘请专家学者参与编修新方志;志书学术品位蕴含于体例(主要是篇目)和内容之中,因此要讲究志书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资料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首要条件,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料的准确、丰富和翔实,这是志书生命之所在。注意方志资料的区域性、广泛性、连续性、原始性之特点;重视社会调查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一,好的专题调查有助于志书学术品位;述而有论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二,把“述而不作”或称“述而不论”,作为志书编写的一条基本原则,实是一种理论上的误导;记好学术领域、反映学术水平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三;注明资料出处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四;编制索引方便读者是志书提高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五。此文章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举有具体的事例,观点鲜明。但具体提高学术品位的措施五条似乎不是一个层次的,有待重新归纳整理。特别是突破述而不作的规则,似乎还要更为谨慎一些。

        沈永清《重视社会调查提升志书学术品位——兼评上海市志书“社会调查”入志情况》(2015),钱志祥、杨贤兴的《注重专题调查,提高志书学术品位》(2007)都论述了调查研究对提高方志学术性的作用。

柳成栋(2012)对如何增强志书的学术性,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转引了荀徳麟先生提出的主张。一是适当引入史论。把史论引入续志编修中,可以考虑用“史略”统揽全篇,取代“概述”。首轮修志时,《淮阴市志》为了加强宏观记述的深度和广度,勾勒本地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用11万字的“史略”取代“概述”,受到方志界的好评、推崇,赞为创新。续修志书,编者继续采用这一形式,从宏观和中观层次上,把改革开放以来纷繁复杂的世象、天翻地覆的变化记述好。二是采用“述评”、“汇考”、“专记”、“调研报告”等形式。利用“述评”、“汇考”、“专记”、“调研报告”等形式展示重点,展示重要的细部和研究的深度。这些形式,有的可以作为某些章节正文的内容,有的则可以设立特殊篇章,还有的可以归入全书的“附录”中。三是熔铸百科。地方志书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志书编纂要能够很好地熔铸百科,吸纳各新学科知识,重视把一系列相关学科如统计学、社会学、环境地理学、经济学、市场学、城市学、逻辑学的方法和某些概念引入方志编纂之中。特别是方志某一门类的记述范围与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一致的时候,这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成果对提高志书的学术性、科学性意义更加重大。四是变志书的“述而不作”为“述而有作”。(引文参见上节)五是尽可能采用记述对象所属学科的专业术语和评价体系,引用资料规范出注。(以上参见荀德麟:《增强续修志书学术性之我见》,《江苏地方志》2007年第4期)

        体现方志的学术性固然重要,但有几点仍需注意。一要注意不能把地方志编纂成学术专著,要以志为主,以学术为辅,学术为志服务。二是学术要有机地融合在志中,形成浑然一体,不能学术与志分离。三是要找准学术在地方志中的位置,该体现学术性的地方一定要体现学术性,不该体现学术性的地方不能滥用学术性。

        2014年,福建的李连秀的《取材于精,贯之以通——浅论城市区志的学术品位和文化价值》一文,从编纂工作的操作角度提出提高质量的措施,并认为质量的提高就是学术品位的提高。文章主张整体把握好区情,制定适宜的篇目框架;取材于精,广泛选择丰富多样的入志资料,科学地支配资料,于以贯通,增强科学性连贯性。

        2016年,张军(安徽方志办)撰文提出:大家修志是地方志学术性的前提,体例完善是地方志学术性的根本,资料翔实是地方志学术性的基础,内容丰富是地方志学术性的关键,广证博引是地方志学术性的重点,考证谨严是地方志学术性的保障。该文的归纳也可理解为提高方志学术性的措施。

        许洪新(2016)《新方志亟待立信——兼议传统方志之立信》一文虽不是讨论方志的学术性问题的,但他提出的继承传统方志学术规范,建立新修方志的学术规范,对提高方志的学术品位无疑是有很大意义的。他认为传统方志学术规范主要有:标明出处、记述考证、异说并存、附辑文献、“按”“注”点析、开列书目。这也可以理解为提高方志学术价值的措施。

         五、方志学术性提高的制约因素

         资料阅读过程中,发现也有论者提出志书的学术性是否是一个单向性的价值指标,志书学术性或者说学术品位的提高是否是没有限制的独立活动,从而研究了志书学术性提高的制约因素。

         王晓华(2004)《论地方志的学术性问题》提出:修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是“官职”、“官责”。修志工程庞大复杂,要求组织严密,协调性强,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靠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只有靠政府来主持编纂,才能尽快地收集到大量有用的资料,才能把志书编纂的更完美,更具资料性和著述性。志书具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具有明显的“官书”性质,但是,官书的性质本身和学术性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隔阂。志书的资料都是官方发布的,每一个文字和数据都代表着政府部门的官方意志,不允许参杂个人的看法,而学术性的本质则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同一个事物和事件,个人可以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去阐述和发挥,见仁见智,提倡互相辨论,互相争鸣,这是学术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出学术的灵活性。

        梁滨久(2005)《方志要在“官书”和学术著作之间保持张力》也提出地方志不是私家著作,而是“官书”。“官书”是方志存在的“基本形式”。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国情书。对各级政府领导来说,修志可以说是‘官职’、‘官责’。”因是“官书”,所以要由政府出面组织编纂,搭建编纂机构,提供财政经费,出版也需政府审查批准,志书印出其主要作用则是“资治”、“辅政”。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则强调说:“新一轮修志就是要推出一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很高科学水平和重要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志书,使修志真正上升为一个科学体系,把修志真正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一本好的志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一部学术专著……每部志书都是一部学术著作,都是一部精品,这是对新世纪修志工作最基本的要求。”地方志要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官书”,又要写成学术著作,这是矛盾的。

        作为“官书”,方志编纂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遵循官方意图,体现政府意志,所记述的内容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国家利益,不能任由学术自由发挥。而作为学术著作,则要体现学术自由的精神,弘扬编者的主体意识,表现编者的风格,允许编者的独特文风和语言表述习惯存在。这是矛盾的对立,又是辩证的统一。只有在官方的组织下才能为这项学术工作创造一切必备的条件,才能使学术工作正常的运转,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住学术工作的政治方向,保持其先进文化的特质,而不致走偏方向。而给编者一定的学术自由,才能使志书充满创新的活力,从而更具个性魅力,提高官书的学术品位,更好地为辅政资治服务。所以,要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使方志在“官书”和学术著作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不是只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忽视、排挤另一个方面,这是十分必要的。

        王晓华(2004)《论地方志的学术性问题》还指出志书大众化、通俗化和志书的学术性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矛盾的一面。首届志书提倡的“众手成志”和专家未能参与编纂志书也是制约志书学术性提高的因素。作者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观点有价值,此处不再引用。

2017年11月2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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