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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工作随想之十:方志的著述性  

2018-01-22 15:13:45|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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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工作随想之十:方志的著述性

       2012年学习方志基础知识时,我依据地方志工作条例,接受了“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的定义。除去各种限制词以外,这个定义明白方志的性质是资料性文献。因而我在认识上侧重强调方志的资料性。我在随笔之一提出自己的认识“断限较短的文献,存史是第一功能,只能选择实录,供执政者借鉴,供修史者研究采颉,不可能提供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对方志的著述性是重视不够的。之后几年的学习,见到不少研究文章特别强调方志的著述性;另一方面,修志实践中也要求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和加工,志书的叙事更多地出自作者之手,从而认识到著述性也是方志性质的一个方面,因该予以重视并努力实践。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说法源于胡乔木先生的讲话。他认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朴实的、科学的、严谨的资料汇集,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的理论著作,但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科学的资料著述。”胡乔木强调的首先是资料性,同时也指出是科学文献,是资料著述。方志界许多研究者把定义的落脚点定在资料著述上,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是时代与科学的要求。如果认为方志就是资料书,把方志搞成纯粹的完全的纂辑体裁,则与旧时代的《会要》等文献没有区别,也就不成其为方志了。新时代要求方志编纂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服务(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借鉴),这就要求方志尽可能地真实与科学,不仅存史,而且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这就要求编纂者在述的过程中体现出思想的力量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真知灼见。这就要求志书编纂者对记录对象有进一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成果就是“著述”,账本式的记录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

       著述性又是方志本身发展与创新的产物。方志体裁的基本特点是“横排门类,综述历史”,“以类系事,述而不论”。这符合方志记载对象的客观性、广泛性、丰富性、复杂性和发展性的特点。但是实践中,这种方法也显示出对记录对象总体把握上的困难,历史发展总体规律体现不足,难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而,方志发展史上,屡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变革,出现加强方志著述性的变化。如宋元方志,一方面体例上趋于定型,另一方面也出现体裁创新。宋人所修方志大多是细目并立,但也有了分纲立目,如《宝庆四明志》、《嘉定镇江志》等,反映了人们对方志记载各类内容相互之间关系认识深化。这一时期志书中还出现了编年体的大事记,打破分类叙述的成规,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范大成的《吴郡志》“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往往于夹注之中,又有夹注”,是“著书之创体也”,反映了方志编纂者学术功力加深。明代方志开始出现凡例,以明著书的宗旨和编纂原则。《大名府志》的凡例第一条就指出分纲立目的原则,“以类相从”,“以总志统之”,以收“纲举目张”之效。民国时期黄炎培主修《川沙县志》,首创概述体例,特别重视大事年表和图表的作用。这些都是方志编纂者对记录对象总体的把握,也是方志历史发展过程中著述性出现和加强的表现。

       特别是方志学理论的开创者,清代章学诚的观点和实践贡献更为突出。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政治,埋首书本故纸堆,使得考据学兴盛起来(80年以来也有不少研究认为考据兴起与文字狱并无必然联系)。考据学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校勘、辨伪、辑佚、训诂、考订史实等)功不可没。但是,考据风气兴盛,影响到方志编纂,纂辑成为当时方志编纂的主流方法。许多人(如戴震)又把方志定性为地理学科,地方志的编纂主要就是考证地理沿革,忽视现实地情的记录。章学诚从经世致用和“方志乃郡国之史”的观点出发,提出了立“三书”的主张。所谓“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二为一,尤不可也。”章氏“三书”之法,其通志这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的著述;掌故、文征这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这样编成的地方志文献,既不是纯著述体之通志,又使得方志“肃括宏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具备了一定的著述性,成为一家之言。章学诚认为纂辑只能算是功力,还到不了学问的层次,只有著述才是学问。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章氏所著方志,都是纪、传、书(考)、表、图具备,著述性从而大大加强。

       方志的著述性体现在对志书框架结构的设计、篇目的制定、体裁的灵活运用、资料的考证、文稿的撰写等方面。地方志不是一般的资料书,不是资料汇编、资料辑录。入志资料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认真整理、分析、考证和科学排比,力求反映各类事物的起始转折、兴衰起伏,甚至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方志结构的设计、篇目的制订、条目的撰写,都体现了编纂者的研究深度和学术水准,都体现出“著述”的特征。现今方志的编纂的基本体例已经体现了著述性的要求,从而区别于旧时代的方志编纂。一般认为现今方志主要体裁是述、记、志、传、图(照)、表、录,要求诸种体裁运用得当。诸种体裁中的述,即指总述、概述、章节中得无题序言,完全是编纂者的独立创作,对述而不作的原则有所突破。诸种体裁仍然以志为主,而志体的要求是横排门类,综述历史,从而不失志书的基本规范。志书缺少著述性的表现主要有:不能对资料认真地分析、归纳、排列、组合,详细考证,恰当取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流水式记录,看不出事物发展的兴衰起伏和基本脉络;内容结构不合理,逻辑混乱,记述同类事物,诸项要素排列不规范,记述同一事物,事序颠倒,条理不清;研究功力不够,不能融会贯通,全篇照应,“总述”(综述)、“概述”、篇章下的无题引言等各层次的“述”,不能反映宏观全貌、脉络和特征。

       综上所述,方志的著述性质是无疑的,实践中要防止对“述而不作”理解的片面性,尽可能以方志编纂者自身的努力,提高方志的著述性,达到经世致用,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讨论方志的著述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著述性与单纯的完全的“著述”还是有区别的。方志是资料著述,不是纯粹的理论著述、学术著述。著述性强调过头,导致否定方志的资料性质,否定述而不作的基本原则,也就否定了方志的存在价值。

       著述性强调过头的具体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主要表现为著述性的意义强调过头。认为著述性比较资料性更为重要,著述性的地位高于资料性,著述性要求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学养更高,价值也更高。其实著述性与资料性的地位应该是平等,互相联系的,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之分。地方志的存在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和资料性,非如此资政育人的功能便不存在。因此,地方志的资料性和资料编纂工作是真实性的保证,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把著述性完全等同于学术性,认为著述性是方志学术性的唯一表现。我认为就学术性来讲,学术性不能与著述性完全等同。著述固然要求学术性和学术品位,但资料工作中同样有学术,就是旧式的考据也有学术性的一面。学术性就是研究的累积,资料整理和著述都需要深入研究,因而都具有学术性。第三,否定述而不作原则,主张编纂志书就是要有述有作,否定“无一句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的求实的学术传统。述而不作原则否定不了的,这个原则的基本要求首先是实事求是,忠实地记录事物发展的过程,据实实书,不加个人主观意识。明代读书人那样“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不能学习的。述而不作也是地方志特点所决定的。地方志具有地方百科的性质,内容极其广泛,所有内容全按有述有作要求处理,篇幅上根本不可能。

       个人感觉,著述性强调过头的主张最终可能走向以地方史代替地方志。这些同仁可能认为地方史更符合经世致用的要求,这是需要继续作深入的研究的。只是我认为,编写地方史的条件尚未具备时,不能贸然上马。何况还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古训。这是因为方志记录的当代史实还需要沉淀,反映的客观规律需要人们反复探究和实践的检验,因此当代志书立即成为独立的著述条件并不具备。编纂地方志是为编写地方史准备条件,特别是及时地连续不断地系统保存地方资料,是编写地方史和其他各种地方专门史的基础工作。地方志应该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但是不可能承担它力所不能及的要求,特别是宣传性和功利性要求。急功近利的做法,结果是要以违背科学为代价的。

2017年7月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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