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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genzhu200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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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桂全:谈方志诸体的合理运用 ——以《绍兴市志》为例  

2018-01-22 14:13:47|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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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方志诸体的合理运用 ——以《绍兴市志》为例

2018-01-22 任桂全 

任桂全:谈方志诸体的合理运用 ——以《绍兴市志》为例 - 西樵2009 - rengenzhu2009的博客

作者简介   任桂全   194510出生,男,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绍兴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先后在绍兴县平水公社文化站、平水区文化站、绍兴县委对台办和绍兴市委对台办、绍兴市委统战部工作。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合作编著出版《古城绍兴》等6种地方文史书籍,著有《方志理论与实践——绍兴市志编纂札记》《绍兴城市史》等。1989年起任《绍兴市志》总纂,主持编纂的《绍兴市志》出版后广受好评,19978月,《绍兴市志》在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奖评选中位列榜首。1998年起任桂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提要  诸体并用是地方志的基本特征之一。综合运用诸体,既是全方位记述地情的需要,也是方志资料的组织方法。合理运用诸体,具有加强志书综合性、强化志书地方特色、增强资料互补性和提高志书可读性等功能和作用。运用诸体时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突出资料性和灵活运用的原则。

关键词  诸体   功能   价值   利用

 

方志体裁,也称文体或体式,是记述一方历史与现状的文字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与其他形式的体裁如小说、诗歌、散文一样,方志体裁也有自身的特征和规律。最显著的就是通常所谓的“诸体并用”。章学诚在《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中说:“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这也许就是“诸体”之说的来历。有关方志诸体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历代方志学家多有阐述,并且在修志实践中被广泛接受和运用。但是,方志为什么要采用多种体裁,怎样发挥方志诸体功能,如何合理运用方志诸体?诸如此类,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从实际出发,合理运用方志诸体,对提高志书整体质量,包括志书的结构、体例、资料、深度、特色、版式和美观等,都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志书为什么采用多种体裁

 

方志体裁是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为方志记述地情服务的一种形式。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方志起源的认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所以最初的方志体裁究竟是什么,也一时难下结论。而一般认为“志”属史体,体裁当规史法,因此尽管旧志体裁很多,其中极大多数都是从《史记》《汉书》的记、表、书、志、传等史体演化而来。致于其他一些名目的体裁,也只是稍加变通而已。

然而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与国史既有互相联系的一面,又有明确区别和分工的一面。这就决定了方志体裁在吸收史体之外,还得寻求适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的其他体裁。特别是在方志处于初创和发展阶段时,这种体裁上的创新和探索,显得格外活跃。以绍兴为例,自东汉由袁康、吴平整理而成的《越绝书》问世以后,有关记载会稽山川人物风土的志书接踵而来,新式体裁也层出不穷。如东汉谢承撰《会稽先贤传》,三国朱育撰《会稽土地记》,晋虞预撰《会稽典录》、孔灵符撰《会稽记》,撰者及年代不详的《会稽贡举簿》和撰述年代不详的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南朝宋谢灵运撰《山居赋》,以及唐至宋初的各种《越州图经》等。其体裁已经涉及书、志、记、传、录、簿、赋、图等。这些体裁虽然有些是从《史记》、《汉书》脱胎而来,但有些确实是根据记载地情需要而创新的,如簿、赋、图、录等就是。

这些方志除《越绝书》和《山居赋》之外,其余均已失传,无法窥见其原本全貌。但鲁迅先生在辑录会稽郡故书时发现,这些“史传地记之逸文”,“人物山川,咸有记录”,“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说明这些故书,都属于一方之志,所用体裁当属志体无疑。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方志学家们,也确实将这些故书纳入了“方志”视野,并作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和代表性方志来看待。当代出版而且颇具影响的几种方志学也都以此为例,分析论述了方志体裁多样性的发展演变进程。来新夏先生在《方志学概论》中认为图经(图志、图记)、传、记、录(记、志)、乘、志(誌)是“历代方志的常见名目”,此外“还有经、书、通典、史、簿、论、志科、谱、考、志余、补、补乘、略等等的名目”。黄苇先生等著的《方志学》,则更为详尽地分析了序(叙、绪、引)、跋(题跋、跋尾、后序)、图、表、纪、记、书、志、考、略、谱、录、传等13种体裁,另外“方志还用簿、典、编、类、部、篇等体裁”。

虽然各家列举的方志体裁,数量有多少,名目有异同,但是前人创下的方志体裁,大抵都已包括在内了。特别是历代方志中常见的主要体裁,或者说基本体裁,都作了详细介绍。这至少说明,修志固然有多种体裁可供选择和运用,但如果是一部内容丰富全面、体例完备得当的志书,常见的主要体裁或基本体裁,是必须具备的。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明确指出:“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等”。这里所说的“一般应有”,可以理解为对运用方志体裁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不排斥选择和运用其他体裁。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志之所以采用多种体裁,首先是地方志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

其次,方志之所以采用多种体裁,最根本的是为了满足全方位记录地情的需要。地方志是一种巨大的地情载体,记载了一个地方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包括一地的建置沿革、自然环境、居民状况、社会结构、政治组织、安全保障、经济活动、风物特产、文化事业、社会交往、信仰习俗和观念形态等等。因此有人说它是“统合古今,无所不包”之作,也有人称之为地情的“百科全书”或“古今信息库”。

对于这样一部无所不包的著述来说,如果仅仅采用其中的一种体裁形式而想全方位记述地情的目标,是无论如何难以实现的。前面提到的宋以前绍兴的各种方志,除《越绝书》外,所采用的基本上都是单一体裁,载记的地情也只是某一方面而已。从鲁迅先生辑录的逸文看,《会稽典录》仅记人物一门,《会稽地志》以记山川风貌为主,《会稽记》多言风土之美。内容的单一,决定了形式的单一;而形式的单一,就不可能要求内容的全方位。

方志体裁是从不完备逐步发展到比较完备的渐进过程。如果没有一种接着一种体裁的出现,每一种体裁又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宋代方志体例的成熟和基本定型才有可能。这种成熟和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方志体裁多源性的一次汇总和整合。将原来已经流传很久的各种体裁整合在一起,将单一的体裁整合为综合性的体裁,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为地方志全方位记录地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使地方志有可能借助于各种不同体裁,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渠道,分门别类,逐一记载地情,最终形成一部有系统,有重点,门类齐全,组织严密的地情全书。

经过整合后的方志体裁,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各自原来的个性和功能,客观上反而得到了加强。表现在:一是将单一体裁整合为综合性体裁以后,在志书的整体结构中,使各种体裁的功能得到了合理配置,为全方位记述地情铺平了道路;二是原来分散使用的体裁个体,经过整合后在志书整体观照下,各自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体裁与体裁之间的功能分工更趋合理;三是各种体裁在独立使用时暴露出来的局限性,经过整合后,使缺陷得到弥补、优势得到互补,成为“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的最佳模式。修纂者完全可以根据内容需要,量体裁衣,择体而行,灵活运用。

当年章学诚修纂《永清县志》就运用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还说:“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字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对方志诸体的形态特征、分工以及相互关系作了阐述,特别指出合理运用方志诸体,对于全方位记载地情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现志“无遗憾”的必由之路。

方志之所以采用多种体裁,除全方位记载地情所必须外,还因为合理组织方志资料所必须。地方志是一种资料性著述,志书修纂者通常以搜集、整理、编纂和提供地情资料为已任,其中又以资料的全面、系统、丰富、有用为重点。而现实生活中的资料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如何把它有机地组织起来,存储于一“志”之中,对于修纂者来说,无疑是一大难题。因为资料本身既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如实物资料,口传资料,文字资料等;又有存在形态上的多样性,如有物质的,文本的,数字的,图像的。

如果想把各种资料组织到志书中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不得不依靠各种方志体裁来实现。这时的方志体裁,既是不同形态资料的组织者,也是不同形式资料的有效载体。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部志书仿佛就是一坛陈年佳酿,其中有黄酒、白酒、青稞酒、葡萄酒之分。为了不使各种形态的酒混杂起来,就得用大小不同的酒坛加以盛装,然后再组装成一大坛。这里的大小坛子,便是酒的载体,方志中的体裁,似乎就是盛装资料的“坛子”。

以不同载体记载不同形态资料,实际上就是方志资料的组织方法。方志体裁有志、记、传、图、表、录之分,每一种体裁又有各自的功能和分工。章学诚对此提出过一系列精辟见解。他认为按编年体撰写的“纪”(记),凡一方之重大事件,都应“粗具于编年纪”之中,“以为一书之经”。在讲到列“传”时他说:“编年文字简严,传以申其未究,或则述事,或则书人,惟用所宜。”传记要求把记人和记事结合起来。“图”、“谱”之在志中,“图像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阙一而不可者也。”还特别指出:“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检其图,洞如观火。”“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对于“表”的功能和作用,他同样说得明白透彻:“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读者“按格而稽,于事足矣。”“照”是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产物,章学诚当然不可能论及,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人、事、物定格于瞬息之时、方寸之间,真实形象,显得格外珍贵。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过程中出现的“索引”,其实也是一种新颖体裁,应该纳入方志“诸体”之中。索引的出现和照片的普遍运用,说明方志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更新。

综上所述,方志诸体虽然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这种分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诸体之间除了各有侧重之外,同时还有互为补充、衬托、印证的功能和作用。修纂者在运用方志诸体时,既要善于发挥诸体之长,也要重视诸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加强诸体之间的互相配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形态的资料组织到志书中来,以提高志书的资料性。

 

志书诸体并用能起什么作用

 

综合运用方志诸体,如上所述除了能扩大地情记述范围和加强资料的有机组合外,如果运用科学、合理、得体,对提高志书整体质量,同样显得十分重要。所起作用常常出乎意料,常见的主要有:

综合作用

地方志的基本特征是“以志为主,诸体并用”。“志”是记事、载物、传人的重要体裁,在地方志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像《绍兴市志》所设48个门类中,除概述、大事记、人物传、丛录、索引等单立门目外,专志总数达43个,说明志书记载地情主要是依靠专志来完成的。

而“志”通常都按“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史体记载事物发展历程的。其优点是能够分门别类、系统记载历史,而弱点是往往由于门类分设过细,纵述起点较低,大多在“目”的层次上开始纵写,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缺乏事物的整体性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这种结构性弱点,除了在“志”中加强著述性之外,还可以用述、图、表等体裁来弥补。

用“述”加强志书整体性,就是常用而且行之有效的体裁。这种所谓“述”,可以是志首总述,卷首概述,章首无题小序,甚至节首也可运用,使用起来十分灵活方便。总述、概述、无题小序等各种“述”,由于所处层次不同,在加强志书整体性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志首总述侧重于从宏观上对一地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作用客观、真实的概括叙述,给读者以整体的了解。卷首概述则重在叙述行业兴衰、专业特点和发展轨迹,必要时还可以“画龙点睛”。而章首或节首的无题小序,可以简述历史,提要内容,说明范围,介绍背景,交代体例等,起到导读作用。

对于增强志书整体性的作用,在综合性地图中表现尤为明显。《绍兴市志》志首运用了33幅彩色地图,有建置沿革图7幅,地形地貌图7幅,基础设施图6幅,资源分布图5幅,经济特产图4幅。图中反映的内容,极大部分按门类记述,分散于各专业志中,如土地资源、水利资源、矿产资源、海涂资源、气候资源等,有的跨卷记述,有的跨章记述,即使在同一章中,也分散于不同的节、目之中。而《绍兴市志》仅用5幅资源图,将同类资源集聚于一图,收到了“洞如观火”、“一览而周知”之效,使志书内容的整体性大为加强。

而“表”作为方志体裁之一,不仅可以表人、表事、表物,如职官表、沿革表、物产表,而且在列表过程中,将同类的人、事、物集中在一起,一目了然,所产生的整体性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章学诚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志中之表“篇幅简而易省,事类从而易明,故能使流览者,按简而无复遗逸也。”正因为“表”具有事类相从的特点,才使得读者一览而“明”全貌,达到了志书整体性的效果。

强化作用

志书突出重点、反映特色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篇目上提高层次,在详略上区分轻重,在记述上突出主体,当然也包括对于体裁的恰当选择和运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体裁所起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如记载一地古今人物,是地方志的基本任务之一。一般认为传体是记人的最佳体裁,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人才辈出、名人众多成为显著地方特色时,仅仅用传体载人,就显得力所不及,难以胜任,还得调动其他体裁优势,为强化人才特色提供服务。为此,《绍兴市志》首先在人口志中专设“人口质量”一章,从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三方面加以记述。因为良好的人口素质,是人才个体成长的基础和土壤,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志记好人口素质,实际上是为记述人才辈出的地方特色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绍兴市志》还运用志、录、表、图等体裁,对人物群体作了分门别类的系统记述。先是以“录”的形式,在人物志设古代文武进士名录、当代两院院士名录,在会党社团志列光复会会员举录,在戏曲曲艺志设艺人录和剧作家名录,在医疗卫生志设中医专科世家,在政府志列历代首官名录,在宗教志设名僧录。此外,对明清时期绍兴特有的人才现象,即“绍兴师爷”群体,在丛录中也作了专门记述。再以“表”的形式,在人物志设立古代文武进士表、人物表和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表。还以“志”的形式,写好各类专业人才。“志”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每一种专业周围又集聚着大批的专业人才。因此,《绍兴市志》在文学艺术图书志中,对绍兴历代文学家、画家、书法家作了简要记述。在科技、教育、卫生、体育、艺文等志中,按照以事系人方法,记录了大批专业人才。特别是在名家学术思想志里,对49名在我国学术领域里创宗立说、誉满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作了集中记述。这种在专业志里写人物群体,被林衍经先生称为“群体系人法”,是一种“创造”。

在写好人口整体、人物群体的同时,《绍兴市志》还在人物传中重点写好人才个体。入传人物按照生不立传、本籍为主、正面人物为主、近现代人物为主的原则和明代方志学家张元忭“郡志与国史不同,郡志记一乡贤,苟有一德一艺者,皆可书焉”的遗训确定传主。具体写法上强调“写好小人物的大事”、“大人物的小事”,“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之处”和“求实存真,把握分寸”。并且从《中国历代名人图鉴》、《清代学者像传》和各种家谱中收集图像,又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近现代名人照相,共为120名传主配备了画像与照片。

正因为《绍兴市志》综合利用志、传、录、表、图、照诸体记载人物,途径广阔,形式多样,全志立传525名,以事系人13619名。恰如梁滨久先生所说,这样做不仅使绍兴的人口整体、人物群体和人才个体得到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反映,使绍兴历代人才辈出、名人众多的地方特色得到了充分展示。也为毛泽东“鉴湖越台名士乡”诗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联想空间。

互补作用

方志诸体既有各自的优势,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制约作用。尤其是单独运用某一体裁时,这种局限性与制约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有的甚至无法弥补。而由综合运用诸体而产生的互补作用、衬托作用、佐证作用,不但使原有的局限性和制约作用得以克服,而且还因此提高了方志的真实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大事记是社会主义新方志普遍采用的文体,与其他志书不同,《绍兴市志》用近6万字的篇幅记载历来的大事、要事、特事外,还随文配备了60幅照片。其中有越国青铜器、秦《会稽刻石》、汉代会稽铜镜、东晋兰亭序书法、唐代日本遣唐僧所持“过证”(通行证)、宋六陵遗址、元代采矿摩崖题刻、明代“水则”碑文等。且不说大事记配备照片对活跃志书版面所起的美化作用,光是这组照片本身,就具有了很高的资料价值。何况大事记文句要求简严,不可能事事详说,配上照片一幅,其意尽在不言之中了。大事记配照片,既是对大事的补充和说明,也是为大事提供了佐证,从而提高了大事记的真实性。

同样道理,绍兴是江南水乡,同时也是桥乡,全市拥有各式桥梁10355座,建于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桥梁均有保存。其中拱型类石桥中就有准圆链线拱、半圆形拱、椭圆形拱、马蹄形拱、多边形拱和拱梁组合桥,多边形拱桥中又有三边形拱、五边形拱、七边形拱等。桥梁专家认为,绍兴能够保存这么多不同形状的拱桥,在全国并不多见。尤其是多边形拱桥,出现年代很早,是向圆形拱过渡的一种特殊桥梁,其他地方已经难以找到。为此,《绍兴市志》交通志用1.2万字篇幅,对各种类型的石桥作了记录,一些有代表性的桥梁还写了它的长度、宽度、跨径、拱高以及拱数,同时配上12幅不同拱形的照片。应该说文字本身已经具备了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特征,再配上照片,使志书的资料性和科学性显得更为具体、形象和直观。在这里,既可以把文字看作是对照片的详细说明,也可以把照片当作是对文字的补充。这种互补作用,使志书的内涵得到充实,外延得到拓展,进而提高了资料的科学性,为桥梁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

诸体之间的互补作用,在加强志书资料性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建于公元前490年的绍兴古城,原来就是一座水城,在8.3平方公里建成区内,到1949年时尚有纵横河道33条,总长60公里。解放后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填河筑路,河道减少。绍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后,有关方面加强保护,对所剩河道逐年进行疏浚。志书在详记城市河道历史沿变进程之外,特设3张表格,对原有河道、废除河道和疏浚河道作了系统记载,用不同体裁,保持了水城资料的完整性。这其实就是志书为什么要诸体并用的真正原因所在。

美化作用

志书当然也讲究美,既要求内容真实、可信、有用,也要求形式朴实、大方、美观,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完美得体,相得益彰。

方志之美首先是内容上的真、善、美。新编社会主义新方法,几乎都在志首安排了数量不等的彩色照片,以显示地方特色和成就,同时兼有图文并茂的效果。但在内容选择上却大有讲究。《绍兴市志》志首第一幅彩照,既不放政府办公楼,也不搞领导班子集体亮相,而是一幅摄制精美的绍兴市市花——兰花彩照,然后用稽山镜水等8组照片,展示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风貌。以兰花为市花,在国内唯绍兴一家,置于全志之首,是编纂者出于对兰花品格的敬仰,想不到此举受到方志界的广泛认同。林衍经先生在志评中写道:翻开《绍兴市志》,“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绍兴市市花——兰花,其幽雅清丽的美姿,芳香四溢的神韵,含蓄地展现了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质,令人产生了对她的向往爱慕之情,浮起一读‘市志’,借以了解绍兴历史与现状的欲望。”孔令士(21)、李明(22)等先生也产生了类似的感受。由兰花而引发的审美感受,催生了进一步阅读文本的迫切欲望,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谓的可读性的一种深层表现。其实,《绍兴市志》在相关专业志和大事记中都写了兰花之美,但是兰花彩照产生的审美效果,是文本内容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它展示的是本质之美。

当然内容上的真、善、美,也要有合适的载体形式来反映。志书中有不少内容,可以用文字表述,也可以用示意图、照片、表格来展示。特别是带有数字量化和事物结构性的指标,用示意图来表述,收到的审美效果可能会更佳。如一个地方的国民经济增长指标,产业结构,财政收支,居民消费水平,物价指数,恩格尔系数等,用文字表述,未尚不可,但从视觉效果看,不一定突出、显目、具有吸引力。而用图表来反映,尤其是用电脑绘制成诸如柱形图、条形图、折线图、饼形图、圆环图、雷达图、圆柱图、圆锥图、梭锥图等形体各异的图像,不仅使志书内容得到反映,而且比纯文字的表述更为形象直观,赏心悦目。再与相应的文字内容相配合,还可以使版面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达到图文并茂之成效。

这里还涉及方志诸体运用的协调问题。“协调”也是一种美,内容与形式的协调,文字与图像的协调,便会产生一种美的感觉。在版式安排上,什么地方插图、什么地方用照,什么地方设表,其实都很有讲究。既要考虑本身的资料价值,又要考虑与文字的配合,还要考虑版心的承载能力。所谓“图文并茂”,就是要求在图与文的配合上,达到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程度,才谈得上“协调”,才能收到“并茂”的效果。即使是封面设计,也要力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出版社最初为《绍兴市志》设计了小桥流水深巷乌篷船的封面,当然很有江南水乡风光城市的情调。但编纂者感到这还不足以与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称,要求把封面设计成像一块青石板,四周饰以古城墙图案,版心分别印上徐渭、陈洪绶、赵之谦、任伯年的画和王羲之的书法,再集鲁迅书法作书名,封底则统一硬印兰花图案。将这些文化精品汇集一起,和谐协调,既体现了志书的庄重、古朴、典雅,又展示了绍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地方特色。

 

志书诸体并用应该注意些什么

 

如上所说,诸体并用固然具有优化志书结构,加强志书资料性,提高志书综合性,突出志书地方特色,美化志书版面,增强志书可读性等方面的作用,但是如何遵循志书诸体自身规律和特点,使各种体裁在最大限度内发挥作用和效益,真正成为提高志书整体质量的有效途径,却是修纂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关键是要量体裁衣,合理运用,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志书体裁,作为志书内容的载体,一方面如果运用合理、得当,就有利于志书内容的表达和传递;另一方面由于体裁自身的局限性和制约作用,如果运用失当,将直接影响到志书内容的表达。因此,在志书内容确定之后,体裁选择是否得当,成了修纂面临的一种考验。

“绍兴师爷”和“堕民”是封建社会绍兴两大独特的社会现象。绍兴师爷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而消失,绍兴堕民也由于新中国的诞生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师爷和堕民虽然已经不复存在,相继成为历史,但两者毕竟存在过数百年,影响之大,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记载这些已经消失的社会现象,一足以补前志之阙(旧志均无系统记述),二能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三是认识封建社会的很好教材。

要不要记,不难回答,而用什么体裁来记,却颇费斟酌。对于绍兴师爷,一种意见认为事情发生在衙门里面,属于行政行为,当然应该记入政府志。而另一种意见认为绍兴师爷遍及全国各地,不是本地政府的行政行为,入政府志缺乏理由。对于堕民,有人认为是少数民族,理应纳入人口志,何况有的志书确实是这样处理的。反对者则认为视堕民为少数民族,只是9种堕民来源中的一种,依据不足,处理不当还会闹出民族问题。争论结果一致认为内容特殊,体裁上也应有特殊考虑,于是确定单独列卷,冠以“丛录”名称。这样既统一了思想认识,又为绍兴师爷和堕民提供了记述上的自由空间。

然而,同样使用“录”的体裁,由于内容不同,在使用上也要因事制宜,区别对待。“录”本身是记录、载记的意思,既是一种方志别称如《剡录》,也是一种内容的集约名称如“乡贤录”,还是一种载记难以按类编入正文的如“附录”等。所以“录”又有各种不同称呼,诸如附录、丛录、举录、杂录、序录之类,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使用上仍需要有选择,不能随心所欲。《绍兴市志》根据内容需要,共设37则“录”,其中就有举录、丛录、名录、附录之分,以附录为主。又按内容归类,区别不同层次,分置于相关专志的卷末、章末或节末,志末以丛录收尾。

其次要坚持资料性的原则。不管编纂者以何种体裁来组织和记述地情,根本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扩大志书的资料容量和提高资料价值。每一个分志,每一篇专记,每一种附录,每一幅照片,每一张表格,都直接关系到志书的资料性及其价值问题。

图照是社会主义新方志普遍采用的载体,只是入志数量多少而已。但是不是每幅图照都有资料价值呢?不少还有待时间来作出评判。《绍兴市志》文字规模较大,入志图照数量亦较可观,总数达966幅,其中随文穿插黑白照772幅。这些直观、形象、可视的照片,如果能产生美好的视觉效果,当然不应该被排斥在外,但首要的是它的资料性和存史价值。因此在图照选择和运用上,比较注重以下几方面。

对重大历史事件,除文字记述外,尽可能配以一定数量的图照,以丰富志书的资料性。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全国三大革命团体之一,其活动中心又在绍兴,并且涌现了蔡元培、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一大批杰出志士,这些在文字上均有详细记载,同时在相关分志中配上27幅照片,内容包括活动遗址遗物,名人遗像故居,纪念场所等,自成系列,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对具有重要地方特色的事物,既有文字上的详记,也有图照上的配合,力求图文并茂,以突出志书的资料性。如绍兴历史上之所以人才辈出,与传统教育受到重视密不可分,为此,除文字叙述外,特别另配书院、私塾、义塾、殿试试卷、翰林匾、牌坊等照片9幅。再如风俗习惯往往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有些内容难以用文字表述清楚,外乡人也不易理解,因此在风俗志中配备照片27幅,既是对文字的补充,也是对风俗的形象解读。

对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事物,尽可能用照片形式予以保存。特别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方面有许多旧事物正在逐渐消亡,失去昔日辉煌,另一方面新事物又层出不穷,再添新的辉煌。在这种情况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旧事物“立此存照”,显得更有意义。如当年王羲之“曲水流觞”活动用过的“觞”,至少到明代已经失传,后人谁也不知道“觞”之为何物,因此《辞海》只好笼统解释为“盛酒器具”。新中国成立后,绍兴文物考古工作者从晋墓中出土“羽觞”,使长期失传的器皿重见天日,并以照片形式被收入《绍兴市志》工业志(23),为各种词(辞)典的诠释提供了实物依据。这当然只是个例子。类似情况《绍兴市志》中还有不少,如乾隆年间的卖身契,太平天国时的结婚证(合挥),光绪年间的纳税单,民国时期的社戏节目单以及正在消失中的三眼大灶、爨筒热老酒、乡间渔舍、摆渡用的揉渡船等。一幅照片,虽然记录的只是一物、一器、一纸,反映的却是一个时代,一种风貌,一种文化,切不可等闲视之,其传递的信息量是无法用文字替代的。现实生活中类似情况,是无时无处不有的,都应该纳入修纂者视野,录以存史,不仅有学术价值,有的还有科学价值。

再次要坚持灵活运用的原则。方志体裁虽然是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它是紧随着志书内容的变迁而兴衰。因为表达内容需要,可以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体裁来,同样由于内容的消失,原有的体裁自然而然也会被淘汰。“皇言”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话是至高无上的,于是旧志便有了“皇言”体裁,以为记录“圣旨”的载体。随着封建社会被推翻,“圣旨”没有了,“皇言”也就寿终正寝了。

由于方志内容因时而变、因地而异,体裁也要适应这种变化,灵活运用。方志学家寿鹏飞说:“夫方志体裁,既宜随时地为变迁,亦因撰者之所见而互异,本不拘于一例。不宜先定若干条目,强文就题,故必先定志义,义之既明,例因以生,蓋义法有定,而例必变通。不宜苟同也。”(26)寿鹏飞所谓的“志义”,其实就是志书的内容,记载什么内容确定以后,采用何种体裁则可以视情而定,灵活变通,不必拘泥于某种体裁。前面讲到的方志记人,“传体”固然是有效体裁,但也不必仅限于此,因为事实上志、记、录、图、表等不同体裁,同样可以记人,只是记人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当然这种“变通”,“亦因撰者之所见而互异”,受到修纂者学识水平和驾驭能力的制约,当另作别论。

至于如何灵活运用体裁,还是看看章学诚是怎么说的。他在给甄秀才的信中说:“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録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变易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其他率以类附。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27)其基本原则,仍然是依据内容来确定体裁,但在具体运用时,则从内容出发,灵活处理。对于分类清楚的内容,按常例用纪、谱、考、传之体记之;对于层次不高而又弃之可惜的内容,“率以类附”统之;对于不伦不类的内容,则可以另创新体以记之。尽管章学诚所说的志书内容,因时代变迁,与社会主义新方志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对于灵活运用方志体裁的见解,对新修地方志仍然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事实正是这样,在体裁运用上如果墨守陈规,“强文就题”,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如果能从实际出发,因体而异,灵活运用,则反而感到左右逢源,天地广阔。要紧的是应该对方志诸体的功能、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要看到每种体裁的主要功能,又要看到它的次要功能或附带功能。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各体主要功能的同时,也要重视对次要功能、附带功能的利用和发挥。如果运用得好,很有可能变次要功能为主要功能,变附带功能为主体功能,实现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这就是灵活运用诸体的辩证法。


(本文原载庞国平主编《二轮修志·浙江论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由任桂全先生授权在“新越绝书”微信平台发布。

 

注释:

⑴⑺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31页。

⑵《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册,第235∽236页。

⑶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6∽10页。

⑷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330∽345页。

⑸《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册,第242∽326页。

⑹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永清县志文征序例》,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88页。

⑻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湖北通志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876页。

⑼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和州志舆地图序例》,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635页。

⑽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42页。

⑾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874页。

⑿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14页。

⒀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以下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注释从略。

⒁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15页。

⒂⒇林衍经《功深业宏今胜昔》,1998年第1期《浙江方志》。

⒃张元忭著《张阳和集》卷二《寄孙越峰论志书事二通》,同治五年福州正谊堂刻本,第17页。

⒄何信恩《入传人物资料的价值取向》,1995年第2期《中国地方志》。

⒅梁滨久《博大精深的<绍兴市志>》,1998年第1期《浙江方志》。

⒆毛泽东《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199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21)孔令士《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品意识》,1997年第6期《中国地方志》。

22)李明《当今志坛上的一枝兰花》,1998年第1期《浙江方志》。

23)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1月第1版,第2册,第780页。

24)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1月第1版,第4册,第2288页。

25)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1月第1版,第1册,第479页。

26)寿鹏飞著《方志通义》,得天庐存稿之一,民国30年印行,第9页。

27)章学诚著《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华书局19855月第1版,第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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