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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genzhu200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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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樵:新方志分志首编内容的设置与创新  

2017-03-09 21:27:04|  分类: 理论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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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志分志首编内容的设置与创新

西 

 

新方志经过首轮与二轮30多年的编纂实践,其篇目设置基本定型,即卷首以概述、大事记统摄,政区篇打头,中设各分志按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分门别类设编立章,人物志殿后,尾缀附录、索引,成为比较系统、全面、完整的篇目间架结构。正如《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内容设置规定的那样,使志书内容记述达到了规范化的目的。然而用两分法来看,却又带来了“千志一面”的窘况出现。如何避免篇目雷同,而有能将各门类在志书中得到详实、完满的记述,成为续志编纂人员刻力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把合理调整篇目结构作为突出志书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的首选要项。修志实践证明,凡在篇目结构上勇于创新的志书,大部分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新方志的一些指导性文件和规定中,对新方志所包含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志的“要素”作了必要的规范和说明,但这并不是对志书篇目的死板规定,更不是对排列次序的硬性规定和要求一律,而更多地是指新方志所包含的门类和主要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当时当地特点,根据编纂指导思想和体例篇目的设计需要,创新求变,脱颖而出。”本文仅就新方志在第一编(卷、篇、板块)上的创新,做一梳理与研讨,但愿修志人员能从中得到启迪与借鉴。

    首轮志书创设概述篇,概述篇与大事记合力担当统摄全志的作用,虽得到大多数志人的认可,但对概述篇是否入编,在首轮志书编纂前期尚有争议,未完全形成统一认识,对概述篇功能的认识尚有差距,同时受旧志立卷不受门类限制的影响,故而将概述篇列入编的系列。笔者查阅了山西、陕西两省首轮市县志书,将概述篇列为第一编的,山西有2部,占总数126部的1.6%;陕西有5部,占总数106部的4.7%。具体以出版时序排列如下:

1986年版《武乡县志》第一编概述第二编地理)。

1989年版《紫阳县志》卷一县史述要(卷二“大事记”,卷三“行政建置”)。

1993年版《临猗县志》上编概览,设县情述要、经济总览、当代人物、前景展望4章。

1993年版《商南县志》第1卷概述(第2卷行政建置,第29卷大事记)。

1996年版《渭南地区志》第一编总述(第二编行政建制)。

1999年版《长安县志》第一编概述(第二编大事年表,第三编建制)。

2000年版《长武县志》第一编县情概述(第二编大事记,第三编行政建置)。

在旧志体例中,大事记的作用是用一根时间的纵线将分散在志书中的大事要事贯穿起来,与志书中各分志的记事相“经纬”,起到纲举目张的功用。在旧志人的眼中,大事记是全志之纲,统辖全志。首轮新方志编纂中,众多学者感到仅靠大事记统领全志仍有欠缺,进而达成普遍共识,创设全志之首的概述,来弥补大事记统领全书不足的弊病。概述篇与大事记两相结合,统领全志,纲举目张,相辅相成,经纬交织,使志书体例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面。然而,首轮修志前期,由于志首创设了概述篇,有些志人就认为概述篇是统摄全志的篇章,进而排斥大事记统摄全志的功能,把大事记降低为只起检索功能的从属地位,放入编的系列,或第一编,或最后一编,或干脆不入编而置于编之后。志书的正文是从概述篇起头的(即正文的首页),概述篇与大事记并列置于编之首,体现二者合力统领各分志的作用,从而显示出卷首位置的重要性。分志各编的排列是有规律性的。篇目的排列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合乎逻辑,是反映这志书思想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标尺。大事记只要脱离开卷首的位置,它所拥有的统摄也就随之消失了。笔者以为,志书卷首还是以概述篇与大事记并列设置为佳,这也是新方志编纂开展30多年来大多数志人比较统一的认知,同时修志实践也交出了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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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缪小咏:《方志工作者与地方志文化先觉》,《江苏地方志》,2013年第6期。

满意的答案。还是以山西、陕西两省首轮市县志书为例,把大事记篇列入第一编的,山西有7部,占总数126部的5.6%;陕西有12部,占总数106部的11%。具体如下(以出版时序排列)

1987年版《户县志》第一篇大事记略(卷首无概述,第二编地理志)。

1988年版《代县志》卷一大事记(卷首无概述,卷二地理)。

1991年版《岚县志》第一篇大事记(卷首引言,第二编建置

1991年版《凤翔县志》第一卷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卷自然环境)。

1992年版《华县志》卷一大事记卷首概述,卷二建置志)。

1993年版《佛坪县志》卷一大事记(卷首总述,卷二行政建置)。

1993年版《米脂县志》第一卷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卷行政建置志)。

1994年版《太原市南郊区志》卷一大事记(卷首概说,卷二自然环境)。

1994年版《榆林地区志卷一大事记(卷首概述,卷二地理)。

1994年版《偏关县志》卷一大事记(卷首述,卷二地理志)。

1994年版《富平县志》第一编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编行政建制)。

1995年版《繁峙县志》卷一大事记(卷首述,卷二地理)。

1995年版《镇安县志》卷一大事记(卷首综述,卷二地理)。

1999年版《晋城市志》第一卷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卷建置)。

1999年版《岢岚县志》第一编大事记(卷无概述第二编地理)

1999年版《晋城县志》第一卷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卷建置)。

1999年版《延川县志》第一卷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卷行政建置志)。

2001年版《清涧县志》第一编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编行政建置)。

2003年版《定边县志》第一编大事记(卷首概述,第二编建置)。

2004年版《杨陵区志》第一编大事记(卷首“综述”,第二编行政建置)。

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地方特点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没有地方特点,地方志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一部志书,有当地自己的独特之处,才算成功。如何在志书中突出地方特点,展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独特的个性魅力,成为志人在志书编纂中着力追求的目标。虽然分志各编的顺序排列,一般是从志书整体的逻辑性、规律性出发的,它并不代表或反映分志在志书中的重要性,但为突出地方特点,给读者以最鲜明的直观的先睹为快的第一印象,适当调整分志之间的次序,将一地域中独特的内容前置于第一编的位置,有时会收到突破千志一面的较佳效果,进而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修志工作者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分志第一编出现令人欣喜的景象。

一、以历史文化开编,弘扬地域特色文化

1990年版上海《青浦县志》第一篇以“崧泽文化”立篇(第二篇建置)。该篇的篇首无题小序对崧泽文化进行了详细阐释:“崧泽文化是以青浦县城东四公里处崧泽古文化遗址的中层文化为代表的一类新石器时代古文化。崧泽文化距今约49005800年,分布范围大致在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地区。1959年崧泽村古文化遗址列为青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开始至1974年的两次有计划发掘,共发现了崧泽文化时期墓葬100座,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还发现许多居住遗迹、制作石器场地遗迹,还发现6000多年前的水稻种子粳稻谷和籼稻谷,家畜猪、犬的骨筋。1982年全国考古学家在杭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年会上,认定崧泽文化是前承嘉兴马家浜文化,后接余杭良渚文化的一种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本县境内重固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大盈寺前村古文化遗址、蒸淀金山坟古文化遗址都发现有崧泽文化时期的文物。崧泽文化的发现对研究我国长江下游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和上海的古代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崧泽文化篇内设:崧泽文化的特征和命名,崧泽文化的分布,崧泽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崧泽文化时期人类的生活4目,后设附记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发掘情况。从考古发掘中探寻出青浦地域璀璨的历史文化,放在第一篇突出展现,起到较佳的效果。

2010年版《萧山市志》第一编“跨湖桥文化”立编,内设跨湖桥文化遗址跨湖桥文化遗迹跨湖桥文化遗物跨湖桥文化研究与遗址保护等4章。萧山建置历史有2000多年,而历史起点——跨湖桥遗址,后被命名为跨湖桥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8000多年,萧山市志把跨湖桥文化作为首编,置于建置之前,不仅内容靠前,而且内容详细,浓墨重彩予以记述,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悠久的萧山历史,鲜明的萧山特点。

二、以物质遗产开编,彰显地域人文史迹

1996年版静安区志第一编以静安古寺立编。该编的编首无题小序对静安寺进行了详细阐释:静安寺是上海市的著名古刹之一,相传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初名沪渎重玄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更名静安寺。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寺从吴淞江畔迁入境内芦浦沸井浜边(今南京西路1686号),至今已近780年,早于上海建城。清末,寺成现今规模。民国34年(1945年),书法家邓散木题额‘静安古寺’,沿用迄今。该编内设历代变迁建筑文物佛事交往经济事务历史影响等5章、16,设设重建静安寺记,重建静安古寺碑记,静安八咏事迹,静安八咏诗选等4篇附。

2001年版天津《河东区志》第一编“大直沽”立编。前设简述,内设历史沿革,海运与酿酒,庙祠,八国联军罪行与反租界斗争,考古,直沽史研究,直沽文献辑录,碑文与直沽诗选录,传说等9章,后设当代学者专家论述,新闻报道篇名录,“直沽”书(文)篇名录等3篇附录。编者挖掘出大直沽的深厚历史文化,为河东区地域的发展找到了源头,从中既显示出编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天津人民反对外的斗争精神。

三、以“名片”形式开编,突出地域最大亮点

2012年版宜兴市志》第一编“城市名片”立编。编下分设52264节,232000余字篇幅第一卷中国陶都,设陶瓷文化,陶艺名人,陶艺精品,陶瓷经济等415节;第二卷教授之乡,设 “两院”院士,高等院校校()级领导,文艺名家,在宜兴工作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正高级职称人物等510节;第三卷书画之乡,设队伍与阵地,书画活动,人物与作品等37节;第四卷环保之乡,设产品生产,产品销售,技术开发,产业服务体系,重点企业选介等517节;第五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设旅游规划,景区景点,市场开发,旅游服务,旅游管理等515节,后设专记:宜兴建成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彰显出宜兴令人刮目相看的城市特色。

四、“史略”形式开编,展现地域历史画面

1989年版《紫阳县志》卷一以“县史述要”立卷。卷下以章领目,共550目。第一章自然概况(地理位置,地形气候,主要资源,县史分期4目);第二章置县前的人类活动(史前文化遗迹,巴国经济掠影,秦汉之际的生产力,南北朝的短期偏安,唐宋的安定繁荣,朱元璋的“禁山”政策,巴山流民的定居和起义、置县缘由8目);第三章明清时的山区开发(置县初期的人口、落后的刀耕火种,“茶马制”促进了茶叶生产,明代的教育状况,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南方移民对紫阳山区的开发,商业与航运的兴盛,清代中期的教育和文化,有识之士的作为,“棚民”的境遇,地主阶级的巧取豪夺,白莲教大起义12目);第四章民国年间的战乱与建设(哥老会反清起义,民生凋敝的三等县,兵连祸结,民无宁日,地方武装割据,红军的活动和国民党的“围剿”,农村经济枯竭,烟毒为患30年,平定地方武装,救亡运动,抗战期间的经济建设,稍有成效的禁烟,流亡知识分子对振兴紫阳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贡献,节衣缩食, 支援抗战,民国末年的阶级关系和腐败政治14目);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与徘徊(人民解放军进驻紫阳,获得解放的生产力,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1958年以后的徘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襄渝铁路建设及其对紫阳经济的促进,三中全会以后的蓬勃生机,全面增长的城乡经济,科教文化事业欣欣向荣,38年的巨大成就,摆脱贫困面貌为当务之急12目)。以史述笔法,宏观展示紫阳由古及今的要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脉络清晰,使读者对当地历史文化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2008年版《酒泉市志》第一编以“历史沿革”立卷。内设先秦时期(酒泉早期人类活动、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3节),秦汉时期(秦汉之际的酒泉社会状况、汉王朝对酒枣的开拓、酒泉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立、汉代经济、汉代文化5节),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时代、西晋时代、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朝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5节),隋唐时期(概述、建制、隋唐时期的经济、隋唐时期的文化与宗教4节),宋元时期(建制、宋元时期的经济、宋元时期的文化与宗教3节),明清时期(建制、明清时期的经济、明清时期的文化与宗教3节),民国时期(概述、建制、民国时期的经济、民国时期的文化、酒泉和平解放5节)等7章。“历史沿革”实与“史略”同类,按历史分期,以史体笔法记述地域经济、文化宗教等发展概况。                     

五、同类归并形式开编,体现篇目个性特征

新编志书开篇,已经不再是单独的地理篇、或政区篇、或建置篇、或环境篇等,而是把两种以上的门类合并为一编,环境·资源·人口整合在一起,是我国各国开放时期被称之为“三项国策”在志书中的体现。境域、行政区划、人口的合编,是将地理门类中的内容分别标示、合为一编,既解决各编(分志)篇幅的平衡问题,又能够达到同类相融而互不排斥的效果,一般为中编体式的志书所采用的结构形式。从下面示例中可以看出,以23个门类居多。

有两个相近门类组合立编的:如1992年版《五寨县志》卷一建置人口,2006年版《丰宁满族自治县志(19912000)第一编区划环境,2007年版《宣化区志(19942003)》第一卷居地·居民,2009年版《邗江县志(19862005)》第一编政区环境,2011年版《滑县志(19882000)》第一编环境与保护,2012年版《河源市志》第一编建置·自然环境,2015年版《张家口市志(1993--2008)》第一编建置与地理环境,2015年版《嘉鱼县志(19792005)第一篇区域环境,2016年版《卢龙县志(19782002)》第一板块政区·人口。

有三个相近门类组合立编的:如1993年《扶风县志》第一板块建置、自然、人口,1996年版《闵行区志》第一篇建置·自然环境·人口,2003年版《南市区续志》第一编建置·人口·计划生育,2005年版《南汇县续志》第一编地理、建置、人口, 2010年版《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志(19862005)》第一篇地理、资源、政区,2011年版《上海市虹口区志(1994-2007)》卷一境域·行政区划·人口, 2011年版《义乌市志》卷一建置·环境·人口,2012年版《合肥市志(19862005)》第一编环境·资源·人口。

上述五种开编形式,是笔者在阅览志书中见到的,在未看到的志书中,一定还有多种类型的“第一编”,有待进一步发掘、探讨。修志工作者苦心孤诣的创新精神尤值得令人钦佩。当然,方志编纂提倡和鼓励创新,但创新就必定有风险,尤其是志书体例的创新风险更大,成功与失败并存。创新成功与否,还得靠实践来检验。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但在信息化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如想编修出好的志书必然要坚持创新。但创新不是完全打破传统,另起炉灶,而是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也就谈不上创新。因此,首先要继承,“首先大家必须懂事,自己编写的是地方志,而不是其他别的著作。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持方志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如内容的广泛性、区域性、时代性、资料性等等,如果丢掉了这些传统和特点,那也就不成为地方志了。这些特点和传统是其他任何一种著作所无法取代的”(仓修良《方志学通论》)

我们主张文化的多样性,地方志也可以是多样性,应当多种体例和方法共存。也只有在不同的编纂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探索,才能产生更加适应新时代所需要的方志编纂体例和编写方法。因此,设计篇目结构必须充分考虑突出地方特点的问题。新志书提供的经验是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去布局谋编。各市县的地情千差万别,首先在篇目上要有所体现,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作为续志而言,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要重在当代、突出当代,同时兼顾古代,历史资料不能偏废,无古就显不出今天的变化和地方的特点。在继承基础上不断创新,应该成为新一代方志工作者牢固的观念和神圣的使命。

总之,环境在变迁,社会在进步,城市在改观,生活在变化;而反映这些变化的地方志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也必然会不断变化。我们要在继承和发扬前人方志理论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已出志书的实践,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志书的篇目体例进行大胆创新,增加过去没有过的门类和内容,改进传统的编纂方法,而不能死守教条,或把某位权威的话当作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要允许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多一点宽容,少一点禁锢;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指责;多一点百花齐放,少一点千篇一律。只有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才能编纂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佳志、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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