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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章训: 求真、求善、求美——论方志写作的学术追求  

2017-02-25 23:55:37|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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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志2000年第5期

 求真、求善、求美——论方志写作的学术追求


    韩章训

    如果说志书具有学术性,那么这种学术性就是其写作主体所作学术追求的结果。为了研
究方志写作的学术追求这问题,我们还得从人类生产的一般特征谈起。马克思在论及动物生
产与人类生产差异问题时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
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
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在这里,
马克思明确指出动物和人类在生产尺度方面的不同。动物生产只有一个尺度,即动物自己所
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人类生产却有三个尺度,即任何物种的尺度、人类固有的内在尺度和
美的尺度(即美的规律)。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就是求真,即求合乎规律;按照
人的“内在尺度”进行生产就是求善,即求合乎目的;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就是求美,
即求既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从价值论角度看,恰如当代许多文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
类文化活动的终极价值就是真、善、美,人类文化探索的价值取向就是求真、求善、求美。
方志写作作为人类文化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学术追求即价值取向也是求真、求善、求美。

    一、求真
    所谓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种尺度”,与真实、实等义,与假相对,指事物本原及其
规律。马克思的“尺度”概念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说:“一切实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尺
度……一个尺度作为通常所谓标准,是一个定量”,“尺度本身就是质与量的直接统一”。
(《逻辑学》(上)第362、40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物种的尺度”,即“真”的尺度,
是人类活动的首要尺度。方志写作作为人的一种自觉活动,当然也应该把求真作为首要学术
取向。方志写作主体之所以要求真,这是由修志工作和志书本身特性所决定的。民国吴学毓
在《兴京增修县志序》中说:“史以信为本。志以实为宗。” (转引自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
《辽宁地方志书序跋选》第259页)李铁映同志指出:“修志应当秉公、为公、客观真实。”
(《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又指出:“志书以真实、准确为本,
这是志书的基本特征。”志书“不真、不准、不能为明鉴。” (《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方志写作应该求真,这也是古今人们对方志写作的一致要求。唐人颜师
古在《汉书·地理志注》中说:“中古以来……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
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昔时地理书往往是“人自以
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颜氏所说的“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和刘
氏所说的“竞美所居,谈过其实”,都是从指陈通病中提出志书内容应该存真求实的要求。
在我国古代, 许多人还直接把存真求实视为方志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 例如,清人王棻在
《青田县志·凡例》中说:“修志之法与修史同,据旧本,摭郡书,凭采访,一字一句不能
虚造,亦不可虚造。”民国王葆心也说:“来局开报之人,务宜破除情面,秉公查核,不可
徇私阿好,略涉夸饰,有乖公论。”(《方志学发微》)自本届修志开展以来,更是把存真求
实作为新方志编修的一个基本方针提出来。《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新方志应
当批判继承我国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
的规定》也指出:“编纂地方志应继承我国历代修志优良传统,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
    方志写作的求真过程,实际上就是探索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列宁在《统计学
和社会学》一文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搜集事实呢? 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
依存性呢? ”列宁回答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
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列宁还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
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事例更普遍站不住脚的方法了。” (《列宁全集》第23卷
第279页)根据列宁这一教导,笔者以为,人们从事方志写作也同样不应该“胡乱抽出一些个
别事实和玩弄实例”,而应该“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方志写
作欲达到求真的目的,应该特别注意这样两点:首先,方志写作主体应该严格遵循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并真正确立存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倘若无此前提,所谓求真就无从谈起。《关
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指出:编修地方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
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李铁映同志也强调指出:
修志“必须坚持存真求实,存史资治的要求……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不得半点的虚
假。”(《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次,要力求实现现象真实(或形似)与
本质真实(或神似)的辩证统一。现象真实只是志书真实的基础,本质真实才是志书真实的灵
魂。因此,方志写作所追求的真实必须是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辩证统一。对此,有的方志
学者阐述:“什么是地方志所要求的真实呢? 首先是反映出个别具体存在的真实,所记述的
每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数字,都要准确无误,真实可信。但这还不够,还要反映出历史
的真实。方志编纂实际上是一种地情认识活动,认识的对象是一地之历史事实,并非仅仅是
资料。资料不能等同于事实。事实本身有彼此辨证地统一在一起的三个层次:一是客观的历
史过程中的事件;二是被记录在资料中的客观事实;三是修志者通过分析资料中的事实而获
得的对客观事件的科学认识。志书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第三层次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历
史真实。我们一般所说的存真求实,实事求是,指的正是这种科学的历史事实。” (禹舜、
洪期钧编著《方志编纂学》第18页,中国历史出版社1991年版) 这里对志书的真实性问题作
如此阐述是很正确的。

    二、求善
    所谓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内在的尺度”,与恶相对。通常所谓善与恶,就是分别
指那些社会化了的人类思想、活动对于他人和社会有利或有害的总称。恩格斯指出:人“使
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
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艺术》第4卷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60年版) 论方志写作也和人的其他活动一样,都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客观的现实生活
通过写作主体的活动变成具有特殊意味的物化文本,从而体现出写作主体的既定目的。回顾
历史可知道,东汉郡书的出现就与彼时统治的道德倡导直接相关。光武帝刘秀是南阳郡人,
为他夺取天下建立功勋的“云台二十将”多为南阳郡人。刘称帝后,为宣扬家乡人文之盛,
则下令编纂《南阳风俗传》。《隋书·经籍志》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
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光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东汉时,
史由官修,能入国史的人物毕竟不多,而多数有美德善行之人,必借郡书以传其事迹。东汉
郡书以记人为主,多记乡邦先贤、耆旧节士,用以叙功劝善,增光郡国。唐人刘知几对东汉
郡书亦作这样评述:“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
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
此之谓郡书者也。”(《史通·杂述》)不仅东汉郡书的产生和发展与统治者的劝善目的直接
相关,而且在后来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求善还成为方志编纂的主导价值观念。唐人李吉
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自述编修图志目的曰:“…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
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所以……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李氏这些话就
是从政治目的来立论的。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自述修志的价值取向日:“夫书契
有五善:达道义、彰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常氏这些话就是从道德目的来
立论的。民国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说:“方志记载,不贵应有之尽有,而贵应无之尽无。”
他说:“方志体要,多志不如少志,志无用不如志有用,志琐事不如志大事,所谓君子务其
大者远者也。至若有关民生实用;疾苦利弊,虽小必志,既志又必详且尽焉。勿取嗫嚅趔趄
之态矣。”寿氏这些话就是从实用目的来立论的。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性质和社会
状况的变化,用以判定包括方志在内的精神产品是否善的标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建国以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用以判定精神产品是否善的标准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六个有利”,
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
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
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制弱这个制度;(五)有
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用以判定精神产品是否善的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
的“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
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些也就是我
们用以评定新编方志是否善的基本尺度。
    任何一个善的活动都包含两个因素,一是人的要求,人的目的;二是真实反映客观规律。
其中第二个方,面内容就属于真的范畴。也就是说,真是善的前提,善包含着真。人们改造
世界的活动,如果既是合乎规律的,又体现了人民的要求,那就是好的、善的。善的问题是
个道德问题。如果说求真是强调科学精神在人的活动中的作用,那么求善则是强调道德在人
的活动中的作用。由于求善活动具有这种性质,所以方志写作主体欲使自己写作行为能符合
“善”竹要求,首先就应该有一个良好的职业道德。鲁迅先生在论及作家道德修养与其写作
关系问题时说道:“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而已集·革命
文学》) 董一博先生也撰文曰:“编修地方志,既要立言,又要立德,但首先要立德,一个
人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根本不可能写出好志书。”(《董一博方志论文集》第367页,河南
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其次还要有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才、学、
识方面的修养问题了。

    三、求美
    方志审美问题理应成为新方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从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以来,对方
志审美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缺少应有理论的探索和研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虽
然传统方志理论对于方志审美问题的研究一直很薄弱,但这并不等于古往今来的修志人没有
美学理想和未作美的追求。 《太平御览》卷602著书条载日:隋代虞世基所修《区宇图志》
“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
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其图山水城道题书,字极小,并用欧阳肃书。”这里“别造新样”一
语就说明虞世基等人在努力创造志书美。三个“叙……有……”就表示他们创造了一种图文
并茂之美。明人叶良佩还明确把事核、文美、义精作为自己纂修《嘉靖太平县志》的学术己
追求,并因该志未能达到文美、义精标准而感到遗憾。他说:史志“大归有三:事核则信,
文美则传,义精则法戒立。反是而事或不实,斯为窾言:文或鄙陋,斯取而废:义或亡取,
将使人奚所适从。……吾兹志也,核或庶几,即美与精何有哉!罪我者有余辞矣。”(《嘉靖
太平县志序》) 清人章学诚说:“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
比,整练而有剪裁,斯为美也。”(《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又说:志文“要简,要严,
要核,要雅。”(《修志十议》)章氏这些意见也是从审美价值角度提出来的。志书美的标准
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本届修志,人们对于新志书也提出了新的美学要求。李鹏同志指出:
“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我们编写地方志当然很难达到这样高
的要求,但也要努力提高质量;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文采。” (《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
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李铁映同志也指出:“古人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警句。要做
到‘增一字则繁,少一字则残’。志书一定要可信、可用、可读。不可信则不能为志,还可
能遗患于世。可用,即编纂体例要科学,方便查找。可读,要写得精炼、优美、引人入胜。
读志如看画听音乐,爱不释手。文字水平要高。” (《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这些都是从真、善、美相统一角度而提出的新的美学要求。
    历史事实已经雄辩证明,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已
经越来越强烈。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断言曰:“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
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把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
活不成。”(《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九《美术与生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广泛流
行俗话也具体说昵美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尺度已经被当代人们广泛承认和应用。用美学
观点去审视,志书编纂者在着手纂修志书时,也是依照一定的审美观念,对来自本地自然和
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大量资料,进行选择、概括、消化、吸收,‘重铸新辞’,使之成为一部
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具有一定艺术美的地方科学文献。当人们阅读志书时,不但能了解和
掌握该地方的历史和现状,获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和力量,也能为书中记载的内容
所打动,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满足,志书的审美作用主要体现在这里。” (李德胜《地方与
美学》,载杨静琦、于希贤《地方志与现代科学》) 有人说:一部志书或一篇志文,只要占
有翔实资料,具有被特价值,形式不那么美,仍不失为一部(篇)好作品。我们虽不能说这秫
说法是错误的,但这种说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譬如一个人单有美的灵魂而缺少与之相适应
的美的形体,总不免让人感到美中存有不足。有一方志学者说得很对:“新方志的美,要从
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考察。只有充实的内容和完美的表现形式相结合,才能称之为美,外
在的形式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能引导读者去探究内容的意蕴和特性,形成第二印象。形式
不美,不堪入目,吸引力差,失去许多读者;内容不美,粗鄙不堪,维系力差,读者也会辄
然离去。”(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第1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尤其是在目前市
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方志文本只有内容关而没有形式美,那么它就不可能顺利进入市场
和赢得众多读者。有一文章学专著也曾这样写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生产者总是
力求使自己的文章‘正中读者下怀’。读者是文章美的鉴赏主体,他们读文章都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来对文章进行取舍,丑的文章是不会真正赢得众多读者的。因此,
具有读者意识的人,在写文章过程中都会竭力猜度并且按照读者的文章审美标准来美化自己
的文本。”(张会恩、曾样芹主编《文章学教程》第22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从上
述引语中我们可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新一代修志人在编写新方志过程中应该强化读者意识,
并努力按照当代读者的审美标准去美化方志文本,从而使自己所生产的方志文本成为广大读
者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也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最终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作者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邮政编码:3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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