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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genzhu2009的博客

 
 
 

日志

 
 

晏源源:关于下一届修志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7-02-25 23:25:12|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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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志2000年第2期

 关于下一届修志若干问题的思考


              晏源源
    2000年是本届修志结束之时,也是下届修志开始之日。方志界同仁对下届修志正在进行
研究和探索。笔者在回顾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情况,研读众家的鸿文高论之后,对下届
修志的若干问题作了一番思考,形成一些浅见,向各位同仁请教,意在抛砖引玉。

    关于对方志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对方志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方志是地情资料书,方志工作部门的任务就是
修志(编纂志书),志书功能是“资治、教化、存史”,按“莅任初规”,新官上任一定要看
志书。这种认识在修志初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在信息高度发展的今天,就显得很不适应。对于方志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是志书,
而应理解方志是一种地情信息的载体,修志就是将大量原始的地情信息,经过精选、鉴别、
考证、加工整理存入方志这个载体,它可以是志书,也可以是音像,还可以是光盘。修志的
实质就是从事一种地情信息工作,方志办公室相当于一地的地情信息接收中心、编研中心、
咨询服务中心。与其他的信息载体如年鉴、当代××等相比,方志的优势在于:地情信息时
间跨度大,自古至今,上下千年;涉及面广,从自然到社会,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百科;
信息准确可靠,历代都为官修,且经反复考证、审验。但是它的劣势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
表现在信息比较陈旧,从本届修志看,下限离出版发行相隔一般3—5年;与外界交流少、传
播慢,可以这样说,方志至今尚未完全走出方志界的圈子。由于方志成品主要是志书,发行
量不大,社会上真正知道方志为何物者甚少;虽然一部志书少的也有近百万字,多的几百万
字甚至上千万字,但志书容量毕竟有限,涉及的科目那么多,具体到某个专题资料,就不够
翔实,不能满足专家学者的要求。下一届修志,我们要继续发展原有优势,采取措施,弥补
不足。我的想法是:一方面出版综合志书,内容简单明了,缩短周期,并且出版系列丛书,
对于重要部门、事业要出版专志。同时利用电脑建立地情信息库,扩大容量,满足各方面专
题研究的需要;与外界联网,解决与外界交流少、传播慢的矛盾。还可将综合志书、丛书等
制作光盘、音像,既经济实用又利于保存。地方志办公室还要不间断地抓好年鉴,及时提供
最新地情信息。
    另外,修志工作者不能光埋头修志书,而忽视志书的使用。按传统说法,志书有“资治、
教化、存史”的作用,即可以为领导人治理国家服务,用于教育感化民众,保存历史,这都
是从政府角度来说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志书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传播媒体高
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非常广泛,领导也不一定非看志书不可。我们正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求
编纂者必须考虑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注意志书内容的大众性、实用性和服务性。换句话
说,修志人员要象生产者一样,认真考虑自己的产品能否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要把方志主
要为政府领导服务,转向同时为广大群众服务,能为广大群众所使用。志书的功能也不再局
限于“资治、教化、存史”,而应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它的好坏、优劣,
要在广大读者的使用中,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检验,由广大群众去评议。

    关于时限问题
    广西本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因种种原因,延续近20年之久,最早的1987年已出版,
最迟的尚未评稿,志书的下限有很大差异,这已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下一届修志,我们
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实事求是地考虑时限。根据中指组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
“编纂地方志主要分三级进行:省、自治县、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地区、自治
州、盟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首届志书
的断限,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续修志书时,每届志书的下限,力求统一。”为此,
广西下一届修志的时限有几种不同情况。首先是新编的志书,由于本届修志没有将地区志、
市辖区志列入计划,除柳州地区志、南宁地区志、南宁市新城区志、柳州市柳南区志等自行
编修外,其余均属新编,志书的上限可自事物的发端,下限至2000年止。在本届修志期间新
建置的大化县,钦州市、钦南、钦北区,防城港市、东兴市,贵港市、覃塘区、港南区、港
北区,玉林市、玉州区、兴业县,贺州地区、贺州市等,志书上限可为该建制设立之年,下
限按隔15—20年左右的期限确定。这其中还有个别特殊情况,如贺州市,建置于1997年3月,
同时撤销贺县。如何处理贺州市与贺县的关系呢? 从理论上讲,贺州市志为新修,而贺县志
则为续修,这是两种不同概念,不能相互包含。但考虑到贺州市与贺县行政区域范围相同,
关系十分密切,志书是以行政区域来确定记述范围的,因此两者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如果人
为分成贺县续志和贺州市志来处理,续志、新志记述的时间都很短,则会造成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的浪费,也不利于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以为合并为一志为好。以贺州市
志命名,这是志书的主体,上限紧接原贺县志的下限,下限按间隔15—20年左右确定。在凡
例中说明,从整体上讲作为新修,但包括贺县志续修的内容。类似行政区域范围没有改变,
仅将名称由县改市或县改区的市或区,都可以参照这种方式处理。这样做,既不割断历史,
保证资料的连续性,又照顾到市、县、区的差异,它们间的区别与联系都得到体现。
    下届修志最大量的还是省、市、县志的续修。续志的上限,目前有几种意见,一说从解
放后1949年10月开始,另一说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还有的认为宜紧
接上届志书的下限。我支持后一种意见,因为续志的意义在于连接下去,既不断也不重。从
1949年或1979年开始记述,势必有大量的重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按此想法,
则广西下届志书的上限差异较大,最早1986年,最迟1995年甚至更晚一些,这已无法改变。
我们要按中指组要求,下届修志下限力求统一,但要一步到位也有困难,我意逐渐缩小,可
统一在2000—2005年之间。其中本届志书下限在1990年以前的,下限可安排在2000年左右,
1990年以后的可安排在2005年左右。这样既分散又相对统一的下限,有利于今后的续修。以
5或10年来断限, 与国家的五年计划、班子的更迭接轨,便于总结收集资料,有利于修志工
作的有序进行。

    关于纠错、拾遗、补阙
    新编地方志,经过广大修志人员广泛收集资料,精挑细选,谨慎编纂组合,三级审查验
收,应该说绝大多数志书比较完整、周详,但智者千虑,难免一失。由于主观上仍受“左”
的影响,客观上各种准备不足,又缺乏借鉴,其中必有错记、误记、漏记之处,使新编志书
留下种种遗憾。因此纠错、拾遗、补阙是续志的重要功能,必须高度重视。它既是总结,又
是对下届提更高的要求。在续修志书之前,应组织人员认真审读志书,客观评议,广泛收集
读者对志书的意见,慎重甄别。对于明显的毫无异议的错记、漏记,一一纠正和补记,除此
还有数字错误、错漏字等等,这些都没有太大争议,主要是操作上的问题。
    最难处理的是群众认为记述不实或掩饰的敏感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有的县明明
是重灾区,但在记述中根本看不到受灾的影子,连两派群众组织的名字也看不到;还比如,
对“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我们敢于披露,但对新时期出现的某些部门和单位夸大成绩、弄
虚作假,甚至有如老百姓议论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各地报刊及中央电视台《焦
点访谈》时有披露,新编志书却少有涉及。某些负责干部甚至说:“我们承认有水份,但这
个问题全国都有,哪个数字是准确的? ”再比如卖淫嫖娼、性病等,1988年我们在某县修订
志稿时已相当严重了,但顾及国家没有对外宣布中国又有性病,为不损国家形象,以致县志
中避免提及。另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程度的增大,某些事情的真相逐渐向公众解密,人们
进一步接近历史真实。因为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有关。比如
闻名全国的四川省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
人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冷月英是唯一健在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这事在全国曾造成极大轰
动,以此创作的泥塑《收租院》在北京展览,并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后,人们对地方庄园陈列馆的陈列内容公开质疑,从1981年开始有关部门派专人
调查,一年后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
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和成都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局终于下达“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名
人》冷月英小传不仅避开其最重要的历史“坐水牢”的情节,而且对其黄金时代六七十年代
的作为一字不提。实际上冷月英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所谓坐过刘文彩的“水牢”。志书这样处
理当然也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历史的间接矫正。我想说的是,作为官
修的权威地情著述县志,难道就只能这样曲笔吗?续志时能否将事情的真象公布于众?冷月英
本人在记者的追问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 又不是我要那样讲,是县委要我那
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摘自《今日名流》1999年7月号)由此可知,类似事情并不
是个人行为,与当时社会“左”的气氛是分不开的,追究的不应是个人的责任,这是时代的
局限性。我以为对上述问题,还是应按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下功
夫查证核实,权衡轻重,在续志中加以补充修正,反映历史的真实,增强志书的真实性、可
信性,以有利于吸取经验教训,惩前毖后,更好发挥志书功能。
    纠错、拾遗、补阙的方法,可以采取三种形式处理,一是前志勘误表,主要将数字、文
字等差错纠正。二是在附录中采用条目体,分别对缺漏内容设条目补述,一般是时效性较强
的内容,不宜插入续志中,故集中处理。三是分别在续志的相关部分补充,一般是时效性不
太强而又可以归类的内容,如缺漏的某些学校简介、企业简介等。

    关于继承与创新
    本届修志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下一届修志我们应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对于方志传统中好的东西宜继承发扬,并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进行创新,以跟上时代前
进的步伐。现从各地刊物发表的文章看,以创新的内容较多,似乎原来的体例、编写原则等
都不适宜了,我以为这种认识比较片面。下一届修志还是要保持志的基本特点,也就是在继
承的基础上创新。
    首先必须坚持述而不论。志书不是宣传品,不是应景之作,只有据事直书保持客观公正
记述,朴实无华,不虚夸、不褒贬,才能使读者对志书的记述有真实感,这是坚持实事求是,
避免矛盾的最佳选择。有人提出“要加强方志学术性,必须澄清所谓方志性质文体是述而不
论,只记述不能论说的说法”。“方志学术性往往反映在其所论之中。”更有甚者,提倡叙
中有议、叙议结合,突破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笔法。我以为如果不坚持述而不论,闸门一放
开,志书的写法就完全变了,志书的基本特征,与其它著作的显著区别也不存在了。另外,
由于志书记述的下限非常接近现实,现实的东西没有经过沉淀、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往往
难以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议。比如90年代前期房地产等的过热现象,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到由
此而形成的泡沫经济,造成的不良债务扩大。但在当时,我们还认为它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果我们的志书也这样妄加评议,岂不贻笑大方,哪能流传千古呢? 再则,要评议就不可能
不涉及健在的人和事,修志工作者并非生活在真空里,可能与这些人和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真能做到客观公允的评议吗? 从理论上讲修志工作者必须具备司马迁一样的美德,但事实上
是难以要求每位修志工作者都做到的,否则,我们就不必下这么大的气力来反腐败、纠正不
正之风了。 志书中加强评议和学术性都是必要的, 但加强评议和著述性并不是提高学术性
(品位)的唯一或主要的途径。编纂者不必自己发议论,可以引用别人的评议,比如上级的评
价、奖励。还有一点就是加强横比,本届志书中大量出现的是自比,增长多少,但一个县、
市、自治区在地区、自治区、全国的位置如何? 与地区、自治区、全国的平均值比较,这也
是一种评议,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客观评议,远比编纂者发议论好。当然,有一些特殊部类,
如风景名胜、大要案例、重大典型事件、人物等,如果没有描述、评议,恐怕很难直叙出它
的特征。可以在坚持“述而不论,叙而不作”的纪实原则下,采取适当论述和修辞手段,力
求将所记对象准确、具体、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桂林市志·山水志》作了成功的尝试,
受到方志界的好评。
    关于生人立传问题,本届修志已有人提议,续修讨论中更是不乏响应者。中指组在《关
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指出“人物志要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
事系人入志。”我以为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立传是对传主一生全面评价,按
此精神,生命不息活动未止,全面评价只能是在生命结束以后进行。现在,连对死者立传都
较为困难,更何况于生者。从已出版的志书看,由于方志人物以教化、叙一地人文之盛为目
的,主张“扬善”,以本籍正面人物为主,鼓励人们以本乡为荣,借以激发千秋爱憎,这本
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情倾向。因此,对人物的评论很容易渗入个人好恶。对于本届志书人物传
总的感觉是评价偏高,有的甚至不惜拔高,尽量少提甚至不提缺点错误。有一种比较流行的
说法,就是按照悼词的口径来立传,我们基本也是按此操作的。现在回想起来确有不妥之处。
因为悼词虽是权威部门对死者一生的全面评价,但按中国的惯例,悼词是不讲缺点错误的,
否则是对死者的不恭。我以为下一届修志时,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立传要客观真实地反
映传主一生,绝不能为宣传本地而为亲者、贤者、尊者讳。否则我们志书的权威性、实用性、
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最起码的要求是,上级已经作了结论的或社会公论的缺点错误应该
客观记述。这方面党中央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比如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与悼词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1999年版的辞海与1989、1979年版
《辞海》关于毛泽东的条款的注释都稍有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删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这一提法,当然个中原委我们不得而知。我的意思是对人物的研究评价在不断的深入,由于
材料的不断披露,对人物的了解更加全面真实。还比如,彭德怀是令人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
1959年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文革”中又被迫害至死。但他在主持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
反“教条主义”斗争中,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了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
反党宗派集团”,包括刘伯承元帅在内的一批高级将帅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另外,粟裕大
将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受到批判。彭德怀同志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错
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文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指出:“彭
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这两个例,充分说明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正日益深
入人心,全面客观、公正评价人物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对于伟大的领袖人物尚能在充分肯定
其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不足,记述其他人物的缺点或不足应该没有什么思想障碍了。当然,写
正面人物的缺点和不足决非易事,一定要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如组织的结论等,并且要分
清主流支流,严格把握好度,切不可由笔者自己妄加议论,这样才能将传主的真实面目展现
在世人面前,使人们感到亲切、可信。英雄、模范、革命先辈等受人敬仰的人物,他们是人
不是神,以后人的认识水平,不仅不会因为我们记述了前辈的不足而鄙视,反而会对我们这
一求实精神以赞赏。

    关于续志的体例与内容
    关于续志的体例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既是续志,就必须沿用前志的体例,
“如前志是章节体,续志也应是章节体,如前志是条目体,续志也该是条目体。” (《巴蜀
史志》1999年第5期第12页)另一种认为续志体例要学习年鉴,把“专志部分改为分类条目体”。
我以为续志的体例不必强求一律,在分析前志体例利弊的基础上,选用章节体、条目体都是
可行的,有些沿袭性的事业、事物,应考虑与前志的衔接。应该说章节体与条目体各有利弊,
不必褒一体贬一体。
    讨论续志最重要的还是记述内容,这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不少文章提出前志已记述
的自然环境、方言、习俗、军事等篇章,因变化甚微,续志时可以不再记述。对此,我认为
是很片面的。首先,自然环境包括内容较广泛,并非样样都变化甚微,其中气候、河流、植
被、自然灾害等变化十分明显。可以说每一年的气候均不一样,河流的流量、水质也不一样,
有些河流甚至发生断流。各地植被破坏严重,一方面绿化造林,另一方面水源林被毁。自然
灾害发生频繁,去年多次发生强烈地震和风暴灾。人们在惊呼,自然环境恶化,不仅缺水,
甚至缺气(空气污染)。这些资料我们一年也不能间断记述。还有习俗,前志记述的多为风俗
习惯,即传统的习惯较多,而对解放后的社会时尚则少记甚至没有记述,而这恰恰是志书贴
近社会反映社情的重要内容。其次,自然环境中的地质、地貌、土壤、矿产资源等,虽然自
前志下限至今变化甚微,但由于这些内容学术性较强,不少早期出版的志书缺少科学翔实的
记述,有的甚至错误连篇,从志书的使用情况看,这些内容恰恰是本地开发利用时使用频率
最高的,因而不能简单地一概认为,不必再记述,还是根据各志的实际来确定为好。前志记
述不清不全、甚至错误的,应由专业人员重新编纂,以提高志书的使用价值。
    续志记述的重点是什么? 有人提出本届修志过份强调突出经济,这是对旧志忽视经济的
“矫枉过正”。我以为,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活动无疑是地情
的主要内容之一,志书当然也应将经济方面的记述作为重点。问题的关键是记什么? 本届志
书费了大量的笔墨去记一些人所共知的经济现象。比如工业,本来某地工业非常薄弱,却去
模仿发达地区,设什么军火工业、造船工业、塑料工业、煤炭工业等等,每项工业之下只有
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并且详记各个企业的沿革、人员、规模、总产值、产量、
产品等等,实际上很多企业已倒闭了,这些内容确无多少使用价值。续志要用改革的精神记
述经济,宏观上从衡量一地经济发展基本标准的角度,记述经济规模,综合实力,产业结构,
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格局,社会事业及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
对于具体的企业,国家经贸委与国家统计局制定了新的工业企业考核指标体系,包括企业的
总体经济实力、投入产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每一项都有一
些具体硬指标。
    其次,我非常赞同加强社会人文内容的记述。志书的传统功能之一是“资治”,因而主
要是记述政府部门的工作,而对无具体主管部门的社会问题,比如老年问题、就业问题、家
庭问题、犯罪问题等,首届志书普遍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人们思想观
念的变化,如择业观、择偶观、休闲娱乐观等,志书都缺少反映,还有整个社会的宽松环境
也缺少记述。如改革开放前,人们外出光有钱还不行,买车票要证明,住宿要介绍信,吃饭
要粮票,购买各种工业品要票证,乘飞机更是审了又审,连一般干部都可望不可及,这样把
人们牢牢束缚在原地不能动弹,表面看社会确实是很稳定。而现在只要有身份证、有钱,到
处都可以去,人们的自由度增大了,对、犯罪的控制相对削弱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了。
又比如社会保障,既是经济问题又是个社会问题。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降低生活
和工作中遇到的风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增强他们的生活安全感。记述这些内容对
于了解研究当今的社会状况提供了资料。续志只有将记述内容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多
方面、多角度反映地情,才能真实地展现当地社会的全貌。对于当地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在广西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人和事,必须下大力气搞清楚,详细记述,其中包括一些敏
感问题。 如陆川高考舞弊案,据1999年11月9日,马庆生副书记在一次会议透露,教育部认
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考试舞弊案,但处理比较宽容。从地、市、县的角度来说,首先要
考虑的,不是能不能记的问题,而是情况(资料)搞得准不准的问题,关键是要掌握准确的资
料,能否在志书记述则是上级领导考虑的问题。除应保密及涉外需要,地方志就是要按事物
的本来面目反映它,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份。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都亲自经历过的事情,却
故意不讲,甚至不允许讲,那只能破坏志书的真实性,破坏群众对志书的信任感。我们既要
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即按党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办
事,在两者之问找到结合点,准确把握“细”与“粗”的度。以我自己为例,对敏感问题的
记述往往慎重有余而思想解放不足。思想顾虑主要是怕记得不够准确,被某些与之有利害关
系的人抓住辫子,从而引起不安定,因此总以“宜粗不宜细”为由,要求县(市)志删去某些
内容。现在回过头看来,某些敏感问题离现实近,牵涉的人不少,许多当事人还在,弄不好
确会出麻烦,增加不安定因素,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不能因噎废食,并且准确也是相对
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直至50年后
的90年代才暴露真相。事实上,不光地方志是“官修”的,党报、党刊、党史等也是“官修”
的,同样的内容亦刊登了,我们地方志为何不能记述呢? 上级单位审稿要建立相应制度,重
大敏感问题集体讨论决定,不以个人意见形式提出,减少随意性或意见互相矛盾,使下级无
所适从。退一步说,即使因某种原因不能完整被志书采用,也可保存资料,以备将来使用。
我以为关键还是把握好分寸,准确记述史实,不加评议,或引用组织的结论。这就要求修志
人员多进行实地调查,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另外,还要注意使用别人的调查资料。首届
志书上的常见毛病还有,照搬全国性的某些提法和模式。比如反右派斗争,全国是严重扩大
化,而本地一名真右派也没有,还仅是扩大化吗? 再就是照抄文件、规定,把文件、规定当
作实际情况记述,其实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民国时期暂且不说,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文化
大革命”,按“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不搞逼供信”,实际上是大打出
手,活活将人打死,连枪炮都用上了,哪里还有文斗可言! 我们在下届修志时应尽量避免这
类毛病。
    再次是续志必须加强人的活动的记述。理论上大家都清楚,叙述史实时既要写事又要写
人,地情主要还是人的活动,志书也要体现以人为本。但首志记人时确存在过于拘谨的现象。
究其原因:一是怕全志不平衡,写这个漏了另一个,引起矛盾、麻烦;二是怕人志的人以后
出问题,人家要追究责任。前者可以通过制订若干具体标准及实施细则,深入细致地做好工
作来解决,后者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克服私心杂念,加强职业道德,出于公心,无私才能无
畏。立传人物除一定级别的官员外,更多的要关注社会各界人士,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名
录的范围可以扩大,除烈士、英模、一定级别的官员以外,还可以增加留学人员名录,获学
位人员名录,获高级职称人员名录,省级机构代表、委员名录,获省以上奖励人员名录。以
事系人更要加强,除表彰的英模外,可以制订系人细则,如某项事业的创始人、开拓者,某
产品的设计者、创造者,某技术的创造者、革新者,某课题的主持者、研究者。某重大事件、
典型工程从整体上完整记述,把有贡献的人物和集体系进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不仅要系
先进人物,对于极少数造成重大失误或事故的责任人,也应系人志书,克服首志中系人只记
功不说过的缺陷。比如象重庆綦江大桥倒塌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中央电视台等曝光的豆腐渣
工程的主要责任者都应该入志。
    总之,下一届修志宜充分吸收首志的成功经验,弥补和克服存在的不足,使方志真正成
为群众公认的权威性地情著述。
           (作者地址:南宁市康乐路1号广西通志馆  邮编: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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