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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genzhu200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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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 华夏文明概论  

2016-05-03 11:34:38|  分类: 历史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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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概论  
 
    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系指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由此延续所产生的文化总汇则称为中华文化。而所谓文明,即是人类建立的社会体系。

       考古上虽然目前仅发现中国文明有3500多年,但中国学术界普遍主张中国文化已有5000年。华夏文明直接源头有两个,即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南方的长江文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等中国各大古代文明长期相互影响融合,形成了华夏族。由于秦的统一中国,黄河文明进一步与别的区域的文明相融合,融合过程经历至今便为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中华”一词,源远流长,寓意颇深。追溯起来,它是公元300年魏晋时期钟信“天人合一”观念的哲人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中”侧重自然(天),寓意天下之中;“华”侧重民族(人),寓意为华夏族群(汉族的前身)。因此,“中华”是一个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伟大实体,寓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美好心愿。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的交流、融合。
       在华夏文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习惯将长江黄河称为母亲河,如果把中国比作昂首挺立的雄鸡,那么长江黄河就是雄鸡心脏的动脉,它源源不断地为华夏大地输送着生机和活力,见证着中华民族的每一点进步和成长,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犹如滔滔黄河之水在不同的领域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两河文明昔日的荣光,影响着古老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如近代魏源、孙中山、何子渊、梁启超等就像滔滔黄河的一朵浪花,但都是中华民族的普通一员……

       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


       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重要的文化是以伏羲文化(羲皇故里天水)为影响,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

       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


       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肯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这11姓显然不一定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自己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
       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承袭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括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
      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

       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考古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  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
       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严文明认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帮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
       燕辽文化区及黄河上游文化区 燕辽文化区,相当于苏秉琦所说“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带的新石器文化。辽西,进入198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凸显了辽西作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围绕“坛——庙——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讨论,将牛河梁、红山咀等的重要发现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认识水平,进而中华文明的北方源头已见端倪。不久,又发现更早的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位于辽宁阜新,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两种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过前6000年。查海出土十数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被誉为“中华第一村”。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可知当时的社会结构组织已相当系统和发达。兴隆洼文化的发现,揭开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国玉器作品。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还有赵家沟文化(距今7200─6800年)。继之为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约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红山咀均为红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辽东及旅大地区,为新乐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为代表的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明显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山东长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统发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新乐文化基本是一支独立的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彩陶和“之”字纹的普遍使用等。
       由上可知,该区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比较完整,且自成体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常见细石器,石砌建筑和陶塑像发达,玉器自成系统,等等。这些内涵,都昭示了这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区。
       黄河上游,指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分布着马家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即所谓的“龙山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一般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则无法追溯。
       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旱地农业文化,直至青铜时代早期。但狩猎和畜牧业则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继承发展的是游牧文化。人们通常不把甘青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区系,除了囿于材料外,主要没有同时考虑生计类型的文化要素,这一带昆仑神话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华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两广、闽台和江西等省在内,多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万年以来,这里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遗址多分布于洞穴,贝丘或台地。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较为发达,陶器粗糙。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重要的遗址,如江西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遗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约1万年。新石器时期中期,只有台湾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约64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发达的农业,江西修水山背和广东石峡文化都发现了稻谷遗存。陶器也更为精致,更晚的时候还出现了硬陶。石峡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山背文化距今4800年。在福建有昙石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台湾有凤头鼻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圆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和卑南文化(距今3000─2000年)等。台湾海峡两岸,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这些分布于江西、两广和闽台的考古学文化既有地域差别,又有颇多的共性。如,石峡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石峡文化的玉器又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如良渚式玉琮)。
       对于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的几何纹陶和有段石锛、双肩石斧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曾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实际这在年代是有问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始自新石器,兴盛于商周时期。
       由于云贵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仍然较少,认识也还有限。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一部分就来源于云贵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来自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见,晚期以云南的白羊村文化为代表(距今约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区的这些遗存,表明这里是稻作农业的文化。在西藏昌都,发现了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了旧石器外,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种以粟为主要经济的农业文化。
       古史记载,这里是远古时期的荒蛮之野。百越诸民族系统当起源于岭南及东南沿海远古文化基础之上。

       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划分,通常将兴隆洼—红山文化划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区,而将黄河上游划入西部文化区。从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考虑到经济文化类型的因素,我们将上述二区分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包括河套和长城沿线地区,后来相当时期,都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牧业交替发展,构成“华夏文化”的边缘。


       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等地区,普遍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始终没有得到发展。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时,这里仍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关于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及特点,贾兰坡先生已作过精彩的分析。至少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华北地区已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如山东沂源凤凰岭、河南许昌灵井、陕西的沙苑、内蒙古的扎赉诺尔等,细石器的传统都比较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细石器消失了,仅在红山文化及长城沿线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区,细石器普遍延续到金属使用以后,说明细石器在游牧区和渔猎区盛行的时间较长,且于华北地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蒙古草原和新疆等地,由于细石器的遗存多暴露于沙丘之下,断代相当困难。这里仅以黑龙江为例,将东北北部的考古学文化作一介绍。据《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的归纳,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其中新开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以渔猎为主的文化,有磨制石器、篦纹陶和细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铜钵好赉文化则是以狩猎为主的遗存。
       关于这些更为边远地区的文化(相对于中原中心),倘若不是藉助于考古发现,毋宁说根本就没什么系统的认识。在古史传说体系里,也难以落实。

       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经济类型,中华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总特点。这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民族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过程。所谓东西两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湿润东南部农业区和背靠欧亚大陆的广大干旱牧区,在牧区中有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的西北部。所谓三带,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业带,此线以北至秦长城以南的旱地农业带,和秦长城以北的游牧带(包括渔猎和畜牧),这三个经济带,也是中华文化与民族起源与发展地域空间。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


       由于农业和其它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积累空前迅速。从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首先,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加剧,于是,出现了凌驾于部落成员之上的贵族(常为军事首脑)。战争与土地兼并成为国家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了最早的国家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了国家机器本身。原有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逐渐打破部落与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学上所见到的现象是:文化上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
       具体而言,起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地区,形成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使上述各区系的文化特征都有了“龙山文化”的面貌。虽然仍有地区性特点和差异,但统一的趋势已经完全显露出来。故考古学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龙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学者直接称为“龙山时代”。
       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中华大地上,由多区域文化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时期被反覆碰撞、融汇与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后形成。所以,中华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华文明却是在中原最早出现。
       最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中华文明最终形成的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不断融合两昊、三苗及其它各部落集团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进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从华夏各部分来源来看,与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渊源联系。四方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进入华夏形成的过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传统继续发展。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邻近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文化与成分,发展形成为边疆各民族。同时,华夏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迁徙到边疆,融于当地各族之中,成为当地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中华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这种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点,一直可追溯到起源时代。这一特点,对中华民族后世历史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此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缘故。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即起源时期、元典时期、发达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起源时期,从中华大地上有人生活算起,重点是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质性」于此已经显露出来。元典时期,即夏商周以来的文化。此一时期,约当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此一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至秦汉时期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帝国。发达时期,主要是指隋唐以后,此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广泛开展起来。近现代时期,则是指自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时期。我们的研究侧重主要在元典文化时期及其以前,同时也注意到现代以来的文化嬗变。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时期以前。中华文化的特质于此时期内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加以总结。如张光直等说中国文化属于连续的,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则是断裂的,一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将中华文化的这个特质称为中华文化的“原质”。
       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原质,才会有神话的融合与归纳。“古史辨派”的“层累说”,基本上是对的,说明多元融合的事实,即多元的祖先融合为一体。各部落集团融合后打乱了原有的神话系统,将祖先神进行了“归纳”。当然,“古史辨”的疑古,已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证明,是必须加以修正的。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特质,所以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从历史到今天,讲大一统是民族大义。从文献看,至迟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主张大一统(只有墨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是个例外)。关于这个特点的认识,除了从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所谓“海中地”)来分析外,更应着眼于中华文化的这个交融性传统。
       另外,与“大一统”思想相伴随,中华文化还有另一个特质,即中华文化的“兼容性”,这是一个次生性特质。如果仅仅具有交融性,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斓的原因。而有了这个兼容性,就可以在统一的思想之下,兼容并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点。《礼记·王朝》即已阐明,华夏、夷蛮戎狄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是地理与历史特点不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统”,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多元的统一,才能保障统一的巩固与发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确定,不以“民族”为限,而以“大一统”为根本标准,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西方强调文化“熔合”,所以美国早年的民族政策就有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谓“A+B=A”。这样的“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尽管汉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同时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是如此,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所不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中国人民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使命。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都会得到中国人民真诚的欢迎和拥护。一切有损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举动,都会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真诚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封建文明极度繁荣的明清时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历史的长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中华文明史基本特征:

       悠久性。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持续性。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到现代。这是最基本的特征。世界文化,支脉很多。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玛雅文化等早就夭折了;曾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经历了中断发展,长期湮没无闻的厄运。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虽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消亡的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哀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华夏文明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且代代都有伟大的成就,这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
       兼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族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大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千百年来,西方的各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兼容性很强的缘故。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出传入中国,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所谓“夏夷之辨”,并不是按人种、血统来划分,而是按文化来区分。你只要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然你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地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

      “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华夏文明的文化逻辑与“天圆地方”说存在密切关系。当然,如果我们认识到井田制度的文化来源——“疆理”农业和“疆理”规划对土地产权初始界定的作用和意义。那么,从“天圆地方”和“疆理”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是非常清晰的,而这种文化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贾湖文化时代。所以,井田制度的破解不仅可以解决中国夏、商、周三代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起源问题。文化、政治、经济及其制度安排之间本来就存在整体性的结构关系,只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没有予以必要的揭示而已。实际上,重商主义并非谁试图摆脱就可以摆脱得了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探讨文明的一条重要路径,同时也是讨论一定社会结构经济性质的一种重要方法。宏观价值理论的建立也许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得到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也可以为传统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提供共同的解释基础。

       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互惠型的社会关系。通常社会关系的不同是通过类似家庭称呼来表达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被称作“关系”,而这种联系里面的情感被称作“感情”。华人的社会关系通常是通过互相送礼来进行。在华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面子的概念和其它一些与东方人的文化有关的概念。例如与佛教有关的概念“缘分”就是其中之一。亦因此影响了华人对事情及人物的观感,往往以利害关系来判断事情好坏。

       和其他民族、社会习惯于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比喻大小箱子关系的观点为不同,华人更趋向于把社会关系比喻为“网”。因此,华人评价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好坏是亲疏远近而不是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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