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rengenzhu2009的博客

 
 
 

日志

 
 

石善泳:“人民生活”编纂实例述评  

2016-12-20 22:24:09|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人民生活”编纂实例述评

在首轮修志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志书都设立了“人民生活”之类的篇章,从部分出版的志书和未出版志书的篇目来看,第二轮修志基本沿袭了这个做法。本文试图通过对部分志书“人民生活”编纂实例的比较性评述,在设置、记述框架、记述方法等方面为编纂实践提供一点参考。

一、设置

从设置情况来看,不外乎已设置和未设置这两种情况。在已设置的情况当中,又有集中设置和分散设置两种情况;在未设置的情况当中,大致有适当兼顾和不作记述两种情况。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置于各主体部类之前的,有置于各主体部类之中的,也有置于各主体部类之后的。

()集中设置的情况。在集中设置的情况当中,有将其作为第一层次,独立作卷()的,也有将其归属于其他部类作章,或作节、作目的。

在以第一层次独立作卷()的情况大致分为3种。一是置于主体部类之前的,姑且称之为前置,如《普陀区志(19871995)》第三章设“人民生活”(该志未设篇(),第一层次即为章)。二是置于主体部类之中,称之为中置。如《垣曲县志(19912()()O)》在经济部类后、政治部类前设“人民生活”(卷十三)。三是有将其置于主体部类(政治、经济i文化等)之后,称之为后置。如《邯郸县志(19862()()2)》卷十八设“居民生活”。前置者大都和“人口”相连,大约是基于物以类聚的考虑,如《普陀区志(19871995)》第二章为“人口”,后面接着设置“人民生活”。将“人口”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部类之前无疑是合理的,因为人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体。而将“人民生活”置于各业发展之前,给人的感觉是先结果后开花,于理不通。中置的局限在于将“人民生活”狭隘化。如《垣曲县志(19912000)》在经济部类后、政治部类前设置“人民生活”,编者大概是考虑人民生活记述的基本上是经济生活,因此作为经济部类的一个归结点。能不能在经济生活之外拓展更大的记述空问,以表现人民生活的丰富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后面本文对此有所涉及。但在宏观设计上将其局限于经济生活,则难免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后置较为合理,因为人民生活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依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归宿和落脚点,将其后置顺应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将“人民生活”归属于其他部类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总体而言,这种设置多见于设大卷的地方志,而在归属上,将其归属于社会类的情况最为常见。如《延吉县志(19862000)》《辉南县志(19861997)》在“社会”篇设“人民生活”章,《兴文县志·续编(19861995)》在“社会生活”篇中设“城乡居民生活”章,《巴塘县志续编(199120()O)》在“社会与风俗”篇中设“城乡居民生活”章。在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作为基本板块的逻辑体系中,将人民生活归入社会部类中是符合逻辑的。也有将“人民生活”归于“民情”一类的,如《郏县志(19872)()O)》在“民情·风俗”篇中设立“人民生活”章。“人民生活”大概是作为“民情”的一个内容。而《上犹县志(198620(J(])》则直设“民情”章记述人民生活的内容。以“民情”来包容人民生活的内容,对拓展记述的空间有好处,值得借鉴。也有将“人民生活”归于“人口”的。如《濉溪县志续编(19861996)》在第一卷“人口”中设置了“居民生活”章。将“人民生活”归入“人口”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行的。但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整部志书中的位置安排就会左右为难。如前所述,人口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理应前置.人民生活是各业发展的归宿和落脚点,应当后置。因此,从照顾整部志书的逻辑系统出发,还是将二者分设分置较为合理。也有的将“人民生活”归入经济部类的,如《丰南县续志(19861993)》在经济部类前设“经济总情”篇,其中设立“居民生活”章,《武川县志续编(19871 997)》在经济部类前设“经济综述”篇,下设“经济成就”章,其中设立“人民生活水平”节。将人民生活归人经济总情或经济成就进行记述,一方面过于狭隘,人民生活涉及的领域显然不局限于经济;另一方面在逻辑关系上也不甚严密,人民生活不是经济总情之一,也不能简单的作为一种经济成就来进行记述.否则未免把“人民”太过于“物化”了,似乎变成了体现经济成就的工具。

()分散设置的情况。分散设置“人民生活”的情况在地方志编纂中并不多见,但也可以找到实例。如《奉贤县志》(1987年版)在“民政劳动志”中设“职工生活”章。在“农业志”中设“农民生活”章,在“林牧副渔志”之“渔业”章中殴“渔民生活”节,在“盐业志”中设“盐民生活”章。这样的设置一方面较好地遵循了以类系事的原则,另一方面有利于记述不同社会分工群体的生活状况。如果处理得当,不失为一种好的做法。应当说,《奉贤县志》就处理得不错。但同时应当看到,在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分工口益复杂,社会阶层渐见分化,社会身份越来越难以确定,要分门别类地各就各位,实在是勉为其难。

()未设置的情况。未设置“人民生活”部类的地方志,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未出现“人民生活”一类的字眼,但人民生活的内容在其他部类中有所涉及和反映。另一种是既未设置相关章节,也未进行相关记述。后一种情况如《椒江续志(19911994)》《康定县志(19861997)

《禄丰县志(19882()(]O)》等。对人民生活不作记述的,可能有资料匮乏的原因,也可能是编者对相关类目的设置不以为然,笔者不好妄断。笔者认为,如果在主体部类中能够以人为本,合理地反映人民生活的内容,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在主体部类中没有相关的记述,未设置“人民生活”部类应当说是一个缺憾,因为地方志作为存史之作,对一地的民生状况没有不予关注的理由。在前一种情况当中,将人民生活方面的内容作为习俗的一部分进行记述的较为常见。如《桂阳县志(19892000)》在“社会习俗”章中设“衣食住行”节,《沐川县志(1986200)》在“风俗”章中设‘‘休闲娱乐’’等节,  《彭山县志(19862000)》在“社会风土”中设“饮食”“服饰”“居室”“用具”等类。笔者认为,将“人民生活”归入风俗一类,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风俗是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它应当是经过沉淀的较为稳定的一种社会存在。将习俗归人人民生活倒是顺理成章,因为人民生活所涉及的内容既包括较为稳定的方面,也包括变化较为活跃的方面。

综上所述,在对“人民生活”的处理上,单独设卷(篇、章)的办法相对比较合理,在位置的安排上,设中卷或小卷的地方志宜单独设立,置于主体部类之后,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归宿和落脚点;设大卷的地方志宜归之于社会部类,整体后置于政治、经济、文化部类。需要指出的是,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对人民生活(即人的生存与活动状态)的记录应当贯穿于地方志记述的全过程。因此,最佳的选择是创设一个合理的体系,使“人民生活”融会贯通于各主体部类之中,如在政治部类中记述政治生活,在经济部类中记述经济生活,在文化部类中记述文化生活。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受到诸多因素,特别是地方志编纂的宏观体系的制约,而一个真正科学合理的体系并未得到建立。因此,笔者所言的“比较合理”只能是囿于现实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二、基本框架

在设计“人民生活”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为记述层次的划分和记述范畴的确定)时,以记述主体进行设计的做法最为普遍。其中比较常见的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分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两个方面,如《邯郸县志(1 1)862c)02)》在“居民生活”卷下设“农民生活”和“城市居民生活”两章,《垣曲县志(1991200C))》在“人民生活”卷下设“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两章,《兴文县志续编(19861995)》在“城乡居民生活”章下设“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两节,《巴塘县志续编(199l2 O(]O)》在“城乡居民生活”章下设“城镇居民生活”和“农牧民生活”两节,等等。二是分职工生活和农民生活两个方面,如《延吉县志(19862000)》在“人民生活”章下设“农民生活”和“职工生活”两节,《丰南县续志(19861993)》在“居民生活”章下设“农民生活”和“职工生活”两节,等等。

也有根据人民生活的实体内容来进行设计的,较为常见的是设计“收入”和“消费”两个方面。如《辉南县志(19861997)》在“人民生活”章下设“收入”和“消费”两节,《盐池县志(19812000)》在“人民生活”章下设“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消费”和“文化生活消费”等3节。《普陀区志(19871995)》在“人民生活”章下设置了“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等3个类目。后二者与前者稍有不同,就是对“消费”作了简单的分化。

还有的地方志在以上两种做法之外作了一些尝试。如《三河市志(19851996)》与“农民生活”“职工生活”并列设置了“新特消费和支出”,《郏县志(1987200())》在“收入状况”和“居民消费”前设置了“家庭状况”节,《嵩明县志(1986200)》则在“农民生活”和“职工生活”节后设置了“农村奔小康”和“扶贫”两节,等等。

事实上,以上所列几种情况落实到具体记述当中时,基本上还是殊途同归的,前两种情况几乎就是层次的互换,如记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时,往往都是从收入、消费等方面进行记述;而记述收入和消费时往往又是划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进行记述。后一种情况总体也与前两种情况无大异。至于在“人民生活”中设置“新特消费和支出”“农村奔小康”之类,虽说探索精神可贵,但也难全系统,甚至有失偏颇。而将“扶贫”之类归于“人民生活”,就记述主体而言,已经有离题之嫌了。而从上面列举的情况看,在设计“人民生活”的记述框架,即划分记述层次、确定记述范畴时,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以农民生活和职工生活涵盖人民生活,显然过于狭隘,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复杂现实。这样的划分在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时代可能还可差强人意,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的市场经济时代,即使削足也难适履。而以收入和消费来表现人民生活状况,恐怕也是过于简单,因为人民生活的实际内涵,显然要比此丰富复杂得多。

从理论上说,人民生活大体包括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等3个方面,但它渗透于社会乃至自然的方方面面,难以作技术上的剥离。因此,在不能做到将“人民生活融会贯通于各主体部类之中”之前,在“退而求其次”地设置了“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如何科学地划分层次和范畴,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记述框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搭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架子,实施起来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特别是资料的制约。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反映人民生活的数据大多是比较缺乏的。以笔者所在的石城县为例,就以反映人民生活的“收入”数据而言,除了农民收入方面的数据可以通过统计资料查找,职工工资收入可以通过劳动人事部门提供一部分以外,其他方面的数据几乎空白。因此,出现人民生活只有“农民收入”和“职工收入”也就不觉奇怪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资料上的困境恰恰说明了设计一个合理的记述框架的必要,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加强资料采集的针对性,尽可能多地采集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地方志编修是个延续不断的工作,资料采集不但要立足于当前,更要放眼于将来。解决了框架的问题,就可

以克服资料采集的随意性,增强资料的系统性,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在下轮修志时再次遭受资料不足的困境。

三、记述方法

在具体的编纂中.不同的地方志各有不同的做法,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即使对同一内容的记述,在记述重点和记述方法等方面也有所区别。

()关于记述脉络的问题。人民生活的变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地方志应当科学地记述这个过程。表现在具体的记述中,就是要把握人民生活发展变化的主线,形成较为清晰的记述脉络。如《大埔县志》(1992年版)在《职工生活》中记述“建国后”职工工资时,从事实出发,抓住了“建国初期’’‘‘1956年实行工资改革”“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期问”“1978年以后”“1985年工资改革后”等几个点,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记述脉络。在记述的脉络的处理上,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取点过于机械。在笔者所阅读的几部新修志书中,断限多为19862000年,在反映农民收入时候,并不是以人民生活本身的发展变化作为取点的依据,而是机械地以1 9861 9901995200()等几个年度作为记述的标志点。如某部县志在《消费水平·衣着消费》中如是记述:  ‘‘1986年,农村住户人均衣着支出2014元,1990年为2183元,1995年为4736元,2000年为5263元。”这样的记述虽然也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是“五年一档”的简单划分是否与事物本身的发展阶段相吻合,就值得怀疑了。隔时不远,断限不长,梳理一条与事物发展特点相符的脉络应当是可以做到的。二是记述过于平面化。在地方志每一个记述单元的实体记述中,基本上是以时系事(依时间顺序纵述事实)的,这是体现事物发展变化的需要。如果只述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不能呈现相关事物发展变化的脉络。如上面示例的某县志在记述“消费水平·食品消费”时,先概括地记述了食品消费的基本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方面更加注重质量,讲科学,高营养、低脂肪的副食品消费比重逐年上升。”之后,记述了2()00年农民人均食品消费的情况,其中列举了3个相对1986年的增长百分比数据。概括性的表述只能概括基本情况,不能呈现变化脉络;对增长率的记述也不能取代对以前年度的实体记述,因此,这种记述实质是平面化的。

()关于记述典型的问题。在地方志记述的各部类中,“人民生活,,是最为感性的内容,粗糙的线性记述和简单的数据描述难以识其幽微.展其全貌。合理地选取典型,科学地组织材料,则可以取得以点显面、以微观见大体的效果。如《石城县志>  (]990年版)在记述民国二十八年(1939)农民收入时·选取了“高田乡张家排农民刘先让,,作为典型:全家三口人。自己劳力尚强,自有田1担。租田1 8担.全年可收稻谷1000斤。除去交花利稻谷544斤,每年还借四五百斤口粮充饥。每年做零工120余天,再加上挑柴卖木-仍然不得温饱,寒冬腊月,仅有一条打满补钉的单裤。”再如《嘉定县志》(1992年皈)<农民家计·衣着》中,在记述“解放前”“贫雇农穿着的棉衣,大多世代相传’’时,选择了两个典型:“江桥乡雇农朱阿大,一件单衣穿了55年,补钉叠补钉,重达25公斤。”“贫农周荣荣18岁时做的单衣穿了40余年。”在第二轮修志中,在资料储备不足的情况下,要形成完整的资料系统极其困难。但是,通过调查征集,获取一些个案资料是完全可能的。对这些个案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滤之后·可以成为记述人民生活的典型资料。

()关于著述性的问题。从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地方都是采取以相关部门提供为主,专业机构补充采集为辅的办法。相对而言,“人民生活”对部门的依赖要弱于其他部类。反过来,其著述性(主要是指编纂者的创造性劳动)则要强于其他部类。实际一L,前面对其地位的认识、位置的安排、范畴的没计及记述脉络的梳理、记述典型的运用等方面的分析,已经从一个角度体现了“著述”的必要。在具体的编纂中,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因果关系的揭示。如《石城县志》(1990年版)在记述农民收入的变化时,对各历史阶段的记述都较为注重对“因,,的陈述,如“l 979年·国家较大幅度地阔整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部分生产队开始实行包干制度,农民收入有所增加。1981年全县实行联产汁酬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年人均口粮首次突破600斤。由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和紧凑。二是对史实进行必要的概括和提炼。如《大埔县志》(1992年版)在记述“农民生活明显改善时”,作了4个方面的概括,即“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全面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商品性消费支出增大”“住房面积和家庭耐用品拥有量增加”。地方志讲究述而不作,但是,“人民生活”所涉内容庞杂,如果没有进行必要的概括和提炼,就无法在志书中得到反映。

在第二轮修志中,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查采访采集部分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去征集部分资料;通过和统计等部门的合作补充调查部分资料。由于志书所涉及的史实大多发生在近1020年内,通过编纂者的创造性劳动,应当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编纂效果。

  评论这张
 
阅读(8)|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