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rengenzhu2009的博客

 
 
 

日志

 
 

王复兴:要辩证地看待修志原则  

2016-12-14 16:08:02|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要辩证地看待修志原则

王复兴

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中各地共同遵循了一些基本原则,如体例方面的横排纵述,写法方面的述而不论,内容方面的详今略古、遵守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反映地方特点方面的提级升格,大事记编写方面的编年体,等等。这些原则对统一各地志书的体例、写法,保证志书具备方志的特点,以及提高志书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届新方志编修实践证明了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但是,近几年,特别是在论述续修方志时,有些人对有些原则采取了否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志书中有个别不符合原则的情况,因而认为这些原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是由机械地看待原则而产生的误解。如果修志时抛开这些原则,在体例、写法等方面势必会出现混乱。须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纯的东西,原则也只是适用于一般情况,遇有特殊情况可作变通处理。这就要求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原则,既不要因存在个别不符合原则的情况而否定原则,又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原则。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修志中出现的关于运用原则的问题就好处理了,对某些原则的争论也就好解决了。下面对争论较大的原则进行简要分析。

  一、关于横排纵述

横排纵述是方志体例最突出的特点。横排是指将所记事物按性质分类,横向排例,拟订篇章节目;纵述是指对每一种具体事件,按时间顺序,记载其起始,发展和现状。横排纵述是由方志的性质决定的。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不横排无法有条理地排列各种事物,不纵述无法清晰地记载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有些人机械地看待横排纵述原则,出现了以下两种偏颇。一种是,首届新方志编修初期,有些人过分地强调横分,甚至提出“横分到不能再分”和“横分到底”的主张。许多同志撰文指出过度横分的不妥之处,编志实践也证明了横分过细不利于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现在已没有人坚持这种主张了。另一种是,在总结首届新方志编修的经验教训时,有人提出志体横分割裂了事物的内部联系,要求“建立以纵为主,横为辅的纵横结合互补模式”①。否定了横排纵述的原则。实际上,割裂事物的内部联系,不是横分造成的,而是横分过度造成的。试问,面对一地自然和社会包罗万象的事物,不分类横排,还有更好的排列方法吗?显然没有。

辩证地看待横排纵述原则,第一要肯定这一原则,第二要减少横分的层次,把握好横分的度,防止横分过细。总的说,横分到一类事物,便于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时,就应进行纵述了。比如写工业,横分到小的行业即可,不能细分到工厂;写学校,横分到某类学校,如小学、中学、大学即可,不能细分到学校。按篇目论,分志下的第一个层次只能按类横排,不能按时期竖排。第二三个层次,多数情况也是以横排为宜,但某些情况如政府章节、军事机构章节等,宜于按时期竖排(多采用显事隐时法),因而应灵活掌握,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纵横结合。

二、关于述而不论

述而不论是方志写法最突出的特点。这一原则要求编写志书用记述而不用论述,编写者的观点不是通过论述,而是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加工、记述反映出来,即寓观点于事实的记述之中。当然,述而不论也不是绝对的,志书中也有个别用论的情况:一是概述和无题小序中允许与实事紧密相联的简短的议论;二是志文中仅用记述看不清事物性质时,可用一两句论断性的话点明事物的性质,这叫“画龙点睛”,是记述的一种辅助手法。有人因以上情况非要把这一原则改为“述而有论”,实在没有必要。以上情况属于对述而不论原则的灵活处置,不影响志书采用述而不论原则。如果把“有论”收进原则,论的多少不好把握,使其泛滥起来将难以收拾。如在很多事物的记述之后都加一两句论断性的话,就不是“画龙点睛”,而是“画蛇添足”了。

近年来,有些文章提出破除述而不论原则,允许志书采用论述。这种主张与方志性质所要求的相距甚远。方志是资料性著述,不是理论著作。方志提供大家利用的是资料,不是理论。论述是不能增加资料的。现在不允许论述,有些志书还存有一些泛泛议论的话;如果允许论述,自会出现更多的泛泛议论的空话,毫无价值,还造成志书篇幅膨胀。今后续志主要记近20年的事,由于未经历史沉淀,很难作出准确评价,如按现时观点进行论述,一旦搞错,将误导后世。所以还是客观地记述事实好。

有人提出,志书只记不论,故缺乏深度。这是误解。实际上,增加志书的深度不是靠论述,而是靠深挖资料。首届修志中对“大跃进”运动的记载就是例证。一种是泛论式的,如某县志写道:“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与工作指导上的唯心主义,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致使全县人民遭到重大损失”④。这里用泛泛议论代替了对该县“大跃进”运动具体情况的记述,使人感到空,根本无深度可言。另一种是记载具体情况,如某县志对“大跃进”的记述:农业方面,通过县委在全国批判“反冒进”形势下,脱离实际,将粮食亩产指标,从195845日提出的800斤,到816日提出5000斤,到828日提出10000斤的过程,以及抽调过多的劳动力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大办钢铁”,秋粮不能及时收割,造成浪费,加上刮“浮夸风”,虚报成绩,征过头粮,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造成浪费,19594月以后开始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群众出现水肿病等现象;工业方面,记载“大办钢铁”,花费大量劳动,砍伐许多树木,只炼出8000吨质量很差的烧结铁;财贸方面,记载粮食、土特产品收购的“三就”(就地过磅、就地入库、就地付款)办法,造成粮食、土特产品因保管不善而霉烂,或被盗窃等事实④。这里通过记载“大跃进”运动的具体情况和后果,不用论述,是褒是贬已清楚反映出来。通过两种写法的对比可以看出,只有记载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才能增强方志的记述深度。那种不下大气力深挖资料,而指望资料不够议论来凑的想法,是本末倒置。

三、关于详今略古

详今略古是编修方志时安排内容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说“古”的内容旧志已有记载,新方志可作简略记述;而“今”的内容新方志应作为重点详细记载。这样处理,对更好地发挥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很有必要的。首届新方志编修中产生的一些优秀志书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一方面,详细记载了本地各种事物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情况;另一方面,建国前的内容虽总体上说分量较轻,但事物发端、发展情况也都记清楚了,特别重要的情况还注意了详记,以便古为今用。这样处理,表明了编写者对详今略古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是较圆满的。但也有一些志书对这一原则的执行不全只注意了详记当代情况,而忽视了略记建国前情况,使首届新方志成了只记建国后内容的断代志,缺漏了民国和古代内容,造成了很大的遗憾。追查原因,归根到底是志书编写者对详今略古原则认识不到位,将建国前特别是古代内容看成可记可不记;建国前特别是古代的资料收集起来难度较大,一些志书的编修者没有下大气力去收集建国前资料,而是借口“略古”,将古代内容甚至包括民国时期的内容仅在编或章的无题概述中笼统地写几句,不在志文中展开记述具体情况。这不符合详今略古原则的本意。辩证地看待这一原则,今与古是相对的,详与略也是相对的,这里的“略”是简略而不是省略,是说在古今情况都记载清楚的前提下,“古”的内容应比“今”的内容记载得少一些,而不是不记。如果不在志文中记载“古”的情况,那就不是详今略古而是详今无古了。按照凡例中对时间断限的规定,首届新方志有的要求从事物在本地发端写起,有的要求从某一朝代写起,如果详今无古只记建国后内容,不符合凡例中的时间断限要求。有些新方志对详今略古原则执行得很好,如《绍兴市志》和《绍兴县志》,建国前包括古代情况都记载得较清楚。两志的编写者还灵活运用这一原则,突破了“略古”的规定,详细记载了一些具有突出的地方特点的重要的古代内容,如鉴湖、海塘、锡箔、古人著述等。这才是全面理解和辩证地看待详今略古原则。为避免曲解,两志都将详今略古原则改为“详今明古”。《绍兴市志》主编任桂全还撰文论述了“明古”主要是明源流、被遗佚、续前志、辨真伪④,值得借鉴。其实,详今略古和详今明古两原则的意思和要求是一样的。第二届修志有的地方要采取重修方式,像首届新志一样在时限上贯通古今,这就要求接受首届修志的教训,准确理解并辩证地执行详今略古原则,凡首届新志“缺古”、“无古”的,应予补充。

四、关于遵守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

遵守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是规范方志记述内容的原则。遵守地域范围是由方志性质决定的:方志是地情资料著述,所记事物自然应有一个地域限制。这条原则防止了收集资料和编写时漫无边际,而是集中在一地范围之内。首届新志编写初期,有些地方没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原则,其表现是:记某一事物时,往往用大段文字详细记述该事物在全国甚至国外兴起和发展的情况;记全国重大事件对本地影响时,详记全国事件的情况及对外地的影响。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化,按原则的要求进行了修改:事物在本地外的起源情况一般不记,需要记时也只是简要提及,主要是从事物在本地的发端写起;在外地发生的全国性事件不展开记述,主要记述本地的反响情况,不详述中央和上级机关的方针政策,主要记述本地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这一原则还要求,凡在本地范围内的事物都应记载,如驻本市的中央部属、省属和军队、行业、企业及私人办的医院市志都应记载,只是一般说这些医院要略记,市属的医院应详记。首届修志中对待这一原则出现了两种偏颇:一种是认为既然有了地域范围原则,就要绝对遵守,本地范围外的事物一点也不能记;另一种是认为既然方志也记本地范围外的事,那就不应提遵守地域范围的原则了。这两种认识都过于机械。辩证地看待这一原则,应做到既要注意遵守地域范围,又要避免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方志内容不能不涉及本地范围之外,如:为表明本地事物发展程度须和外地对比;为完整记载某一事物须涉及在外地的情况;记本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须写到外地;为全面记载重要人物一生的事迹不能不记他在外地的活动;续志记改革开放时,由于经济区与行政区不同等原因,也不可避免地要记到本地范围之外。这样做是对地域范围原则在特殊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是辩证地运用原则所允许的。不能借口坚持原则而不允许灵活处置;也不能因灵活处置而否定原则。

 遵守时间范围是说方志内容在时间上要符合时问断限的要求。首届新方志有一部分是上限不限,即无明确的上限年份,整部志书是从当地有人类居住写起,各事物都从在当地发端写起;多数志书明确规定了上限,如1840年或建县年代等。规定了上限也可灵活处置,如为追述某些事物的发端可写到上限之前,这种灵活处置不算破坏原则。也有的志书虽规定了上限,仍事事突破上限从发端写起,并用较多文字记述上限前情况,大事记从有人类居住写起,人物传也记了许多上限前的人物,这实际上是统合古今,与无上限规定的无多大区别了。这样记载破坏了时间范围原则,要么应改变上限,要么应按上限要求修改内容。首届新志都明确规定了下限年份,这是就全志总的要求定的,由于各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整齐划一,为记到事物的某一发展阶段,围绕志书下限略微提前或退后都是允许的。由于志书编写周期较长,为了尽量多记些近年的信息,大事记可突破下限记到志书定稿时止。二届修志如采取续修方式,应明确规定上下限,但具体操作时可灵活掌握,如记改革开放时,为处理好与首届志书的衔接,个别地方可写到上限之前,为写清某事物的结果,也可写到下限之后,大事记可写到搁笔时。

五、关于提级升格

提级升格是突出地方特点方法的一个原则,是指设计篇目时提高具有重要地方特点的事物的档次,将其从它从属的事物中独立出来,提高一个甚至几个层次,单设分志或编章。首届修志中,多数志书正确运用提级升格,突出了地方特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出现了两种偏颇:一种是滥用提级升格,造成篇目结构混乱,归属欠当,影响了篇目的科学性;另一种是借口设计篇目应遵循事物的逻辑关系而反对任何提级升格。辩证地看待这一原则,就要既看到它利于突出地方特点的优点,又要看到它打乱事物逻辑关系的缺点,因而既不能一概反对提级升格,也不能任意滥用提级升格,应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慎重对待。总结首届修志的经验,正确的选择是:只有极少数特别重要的具有地方特点的事物,不单设分志或编章就无法记述清楚,而单设分志或编章对它所从属的事物的记载又无大影响时,才可用提级升格法。如,淄博市是中国五大瓷都之一,陶瓷生产已有8500多年的历史,目前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产量分别列全国各大产区的第三位和第二位。如按归属,在轻工业志中设一章,难以将各方面情况记清楚;轻工业包含多种陶瓷生产这样的小行业,将陶瓷独立出来,不影响轻工业的设立和编写。所以,《淄博市志》为突出陶瓷这一地方特点,特设陶瓷分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续修方志时,为突出重要地方特点,要注意用好提级升格原则。

六、关于编年体

大事记用编年体,是由大事记在方志中的作用决定的。方志的总体结构,首先是按事物性质分类,以横的形式排列,它缺乏纵贯,给人以松散之感。为弥补这一缺陷而设置了大事记,它是方志之经,起到了纵贯线的作用,把一地各方面的事物按时间顺序贯通起来,把各分志横排的事物串起来。为此,大事记须采用编年体,按年月日把当地各个方面的大事排列起来,既清楚地显示出某段时间内本地发生的大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事物间的某些联系。当然,按时间顺序排列事件也不是绝对的,为适当照顾事件的完整性,从开始到结束间隔时间不长的事件可在开始处一下子记下来。有些人便因此而将方志大事记的体例说成是“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或“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这是误解。正史中的本纪都是这样处理的,但没有人否认是编年体。这说明有些方志编写者对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还缺乏认识。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纲,自始至终系统地详细地记载下来,而作为方志之经的大事记,即使完整记事件,也不过用一两句(最多几句)话,事件的开始、转折和结束记载十分简略,与纪事本末体所要求的“系统详细”相去甚远。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按纪事本末体写成大事记述,那就起不到纵贯线的作用,也就不符合大事记的写法。如果在著作或文章中这样表述,还会误导编写者按纪事本末体详记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背离大事记的要求。所以说,在个别大事记条目中,将事件从开始至结束合在一起简略记载,是编年体的灵活处置,是编年体所允许的,不能表述为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通过上面对几个原则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编好方志不能没有原则,但运用原则又不能绝对化,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没有原则不可能有方志体例和写法的规范,机械地执行原则又会使方志僵化难以编写。只有辩证地看待原则才是正确的,即:从总体上说要按原则办事,遇到特殊情况时又要灵活处置;不能因坚持原则而拒绝灵活处置,也不能因灵活处置而否定原则的正确。方志界关于一些原则的争论,如上面谈的述与论的问题、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问题等,都是机械地看待原则造成的。如能辩证地看待原则,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长期争论的一些关于原则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期望在续修方志时,大家能全面领会原则,正确把握原则,用好用活原则。

注:

①夏临昌《论新世纪中国地方志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选择》,载《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l期第39页。

②转引自《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2期第14页。

③廖学明《加强业务修养,搞好志稿总纂》,载《广西地方志》2000年第2期第45页。

④任桂全《关于(绍兴市志)“详今明古”问题的几点思考》,载《浙江方志》1990年第3期。

(作者:山东省志办编审、《山东省志》副总纂、方志理论部主任)

  评论这张
 
阅读(24)|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