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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章训: 也谈方志学术性  

2016-12-14 16:21:52|  分类: 方志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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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方志学术性

韩章训

 [摘要】方志学术性是指体现于地方志著述中合乎规律的创造性:一为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二为剖析旧说,指陈谬误,提出新说;三为*b,-F前误,发现不足,阐明己见;四为发现和占有新材料,提出超越前人的新观点。这种创造性必须合乎科学性的要求。新一轮修志应进一步提高志书学术品位。

[关键词】志书;学术性

 

方志学术性这个问题是胡乔木同志首先提出来的。19911117日,胡乔木同志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说:“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此后研究方志学术性的文章便陆续出现,如《中国地方志》、《广西地方志》、《黑龙江史志》等杂志先后发表过此类文章约10多篇。综观此前方志学界对于方志学术性问题的研究,不仅文章数量比较少,而且研究也比较肤浅,亟待大家共同努力,予以深化。有鉴于此,故笔者不揣浅陋,也在此对方志学术性问题谈点管窥之见。

一、方志学术性界说

所谓学术就是指某门学科的专门、系统的学问。新编《辞海》解释“学术”一词日:“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专门性是指此门学科所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专有科学知识等。系统性是指此门学科所具有的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完整性和内在逻辑关联性。学术性是指某门学科的专门、系统学问的具体表现。同理可知,方志学术与方志学术性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方志学术是指专门而系统的方志科学,方志学术性则是指专门、系统的方志科学在方志著述中的具体表现。何谓方志学术性?当代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人说:“什么是地方志的学术性?所谓学术性,用最简单的意思表达,就是科学性。”(陈桥驿《地方志的学术性与实用性》《浙江方志》1993年第4)有的人说:“由于‘论’包含一定的学术性,因此,方志的学术性与论述性是非常密切的,学术性往往就体现在它的论述性之中。”(饶展雄《简论新方志的学术性问题》,  《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6)有的人曾给方志学术性做这样界说:“地方志的学术性,是指地方志著述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于学科学术专著而又能体现其学术价值的那些特征——指导思想和观点的正确性、体例的完备性、结构的严谨性、内容的完整性、资料的翔实性和文字图表的合乎规范性等。”(梁滨久《试谈地方志的学术性》,  《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4)有的人说:“我们说一部志书的学术性强,就是因为它的某些篇章载有前所未有的资料,在一定的学科一定的领域中具有创见性,增添了新内容。”(周永光《对本届修志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4)尽管上引诸种说法的视角和深浅度各有差异,但都没有完全揭示出方志学术性的基本内涵。

所谓方志学术性就是指体现于地方志著述中的合乎规律的创造性。如此界说有如下两层要义:

其一,指明方志学术性的本质属性就是创造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可分为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中创造性居于最高层次。创造性在志书中的表现可概括为四方面:一为创立新说。即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并经过研究探索提出新看法。例如,浙江省开化县的旧志对于“开化”这一县名来历从未做过记载。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新编《开化县志》的《建置》篇写道:“北宋乾德四年(966),吴越王钱弘侬分常山县西境的开源、崇化、金水、玉田、石门、龙山、云台七乡置开化场。据说‘开化’一名由开源、崇化二乡名各取一字而得。”《开化县志》如此记载是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立新说的例子。二为在否定旧说中创立新说。即针对旧说进行剖析,指陈谬误,提出己说。例如,新编《武清县志》的《武清县名考源》一文就提出了“武清古为雍奴”的新观点。此观点与以前有关专家的意见不同。有的专家认为,西汉雍奴在宝坻县秦城,武清县志办的同志在查阅古今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绘制一二十张图表,进行深入研究和考证,并以充分事实说明汉代雍奴县治不在宝坻县秦城而在武清。这种有充足依据的一家之言则为地方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武清县志》如此记载即属在否定旧说中创立新说的例子。三为补正前说。即补充前人意见之不足,并在综合他人看法的过程中阐明自己的意见。例如,关于钱塘江,流行的说法是“源于浙、皖、赣边界”,“干流长500余公里”(见《浙江省情》)。新编《杭州市志》则采用近年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做这样记载:“钱塘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西南、皖赣两省交界的怀玉山的主峰六股尖(海拔16298)的东坡”,  “全长605公里,’。《杭州市志》如此记载即属补正前说的例子。四为发展前说。即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和占有新的材料,并从新的角度进行新的研究,从而提出超越前人的新观点。例如,浙江向有“地灵人杰”之说,新编《东阳市志》据1941年统计,东阳人均水田不到1亩,旱地仅及3分。当代东阳则以“人才之乡”和“百工之乡”闻名遐迩。《东阳市志》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并非“地灵人杰”而是“地贫人杰”,这个新观念、新提法已被人们所接受。《东阳市志》如此记载即属发展前说的例子。创造性的外延包括求真、求善和求美三方面。所谓求真主要是指合乎规律,亦即科学性;所谓求善主要是指合乎目的,亦即倾向性;所谓求美主要是指既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亦即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说来,编纂思想是否正确,志书内容是否翔实,入志资料是否可靠等即属求真范畴;志书内容是否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反映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即属求善范畴;总体谋篇是否合理,表述是否符合志体规范,图、照、表使用是否科学等即属求美范畴。方志学术性强弱与方志著述在追求真、善、美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成正比例关系。

其二,指明体现于方志著述中的创造性必须合乎规律,即符合科学性的要求。科学性主要是指研究者在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引下,直接运用有关的专业知识、原理,科学地剖析客观事物或现象的现状、历史和因果关系等,从而揭示出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段话就是对科学性的高度概括。如果体现于方志著述中的创造性背离了科学性,那么这种创造性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标新立异。

二、方志学术性打造

修志讲究学术性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尤其是从宋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志书体式的定型,人们修志和评志都很注意学术性问题。清人章学诚认为“天下之学术”无非包括“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两方面。他说:“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学派所着重强调的就是“考索之功”,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学派所着重强调的就是“独断之学”。章学诚在论及修志问题时说:“每事必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尔。”(《方志辨体》)民国学者王葆心总结清代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事序》的修志主张说:“亭林之意:一、必其人有学识;二、必收天下书志略备;三、必身历其地,而覆按得实;四、必需以岁月;五、文字不尚晦涩。”(转引自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这些话就是从学术性角度来立论的。被誉为一代名志的《新安志》、临安三志、《剡录》等均以讲究学术见长。《四库全书总目》评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日:“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其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征引尤为赅备,其所志贡物,如乾蓣、药腊、牙茶、细布之类,皆史所未载。”民国梁启超称誉余绍宋所纂《龙游县志》日:“越园(指余绍宋)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为所铸造焉。”(《龙游县志·序》)上引这些话都是从方志学术性角度来立论的。

上一轮修志起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那时恰逢拨乱反正和百废待兴之际。再加修志中断多时,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合格修志人才奇缺,人们几乎是以抢救方式进行收集资料和编修方志,对于志书学术性问题普遍注意不够。自90年代初以来,胡乔木同志首先强调要把修志当作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并要求新编志书应该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李铁映同志对于方志学术性问题又提出了更明确和更高的要求,他说:新世纪必须“把修志真正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每部志书都是一部学术著作,都是一部精品,这是对新世纪修志工作的基本要求”。(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一轮修志应该进一步提高学术品位,努力把志书(主要指省、市、县三级政区总志)编纂成经世致用的资料性著述。新一轮修志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特别注意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必须坚持不断创新,把修志真正当作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方志事业永葆生机的源泉。新一轮修志应不断创新,应有新的更高的要求。李铁映同志指出,新一轮修志“要把精品意识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一切工作都以出精品作为纂修志书的基本精神”。(《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把志书编纂成经世致用的资料性著述,我们务必要解决好这样5个问题,即一要把资料性著述作为编纂目标;二要组建一支专家型修志队伍;三要形成明确而系统的编纂思想;四要把“著述结合,以著为主”作为写作总术;五要把“述而有作”作为基本笔法。

其二,必须做到观点与材料相统一。李大钊同志指出:“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须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之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李大钊(署名李守常)《史学要论》第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里的“解喻”就是指编撰者对于历史资料的解释和说明。如果观点不正确,材料不真实,即使在形式上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但在实际上仍然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所谓观点与材料相统一,就是要求观点和材料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即观点必须能统帅材料,材料必须能成为观点的依据。如果材料没有观点予以统帅,那么这种材料就不能给人以思想启迪。如果志文只有材料而没有观点,那它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如果志文做到观点与材料相统一,那它不仅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里强调志文必须做到观点与材料相统一是从总体而言的。它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具体事物、每一节、每一目、每一部分的记述都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求在一个门类中必须反映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因果关系。

其三,必须始终保持严谨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地方志书是传世之作,是历史备忘录。清人章学诚曾把地方志书誉为“天下公物”。他说:“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如果志书不具有科学性质,那就不可能资世和垂世。1986年,胡乔木同志曾经专门讲过要注意修志工作中存在的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地政治化、宣传化,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和历史过程。有鉴于此,他提出“要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并“要求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要求在修志过程中始终保持严谨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就是要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按照科学规则办事,反对浮躁作风和草率态度。

(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4期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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